李 文
【内容提要】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在处理各种复杂的关系中表现出高超的政治智慧和斗争艺术，使党与人民之间保持了鱼水交融的关系，党与国民党、党与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基本上呈现出良性互动态势；延安经验表明，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是我党发展与国民党和其他国家关系的基础，而妥善处理与国民党和其他国家之间的关系，又能促进根据地的民主建设。我党在上述方面积累的成功经验，对今天解决内政外交问题具有借鉴和参考价值。
一 发展内外关系的基本经验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利用一切有利因素，妥善处理对内、对外关系，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下赢得了自身的生存与发展，并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和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1. 与人民群众打成一片
在抗日战争时期，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以及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的共同敌人。在抗击日本侵略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在抗日根据地的经济政策和民主政治建设，同人民群众同甘苦、共患难，让人民群众真正当家作主、丰衣足食，获得了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也使陕甘宁边区和各抗日根据地地成为全国最为先进的地方。
为建立和巩固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同时减轻贫苦农民受剥削的程度，1937年2月，中国共产党在《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电中提出了“在全国停止没收地主土地”的主张，并在陕甘宁苏区停止了没收地主土地的运动。1937年8月 25日，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洛川会议通过《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决定以减租减息作为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基本政策。1942年1月28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在详细研究了各抗日根据地减租减息经验的基础上，通过了《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制定和实施了抗日时期土地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减轻地主的封建剥削，实行减租减息，借以改善农民的生活，提高农民抗日与生产的积极性”；“减租减息之后又须实行交租交息，借以联合地主一致抗日”；“奖励富农发展生产和联合富农”。
1941年，由于日本侵略军的疯狂进攻和“扫荡”和国民党顽固派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解放区的财政经济陷入严重的困境。为战胜困难，坚持抗战，减轻人民群众的负担，1942年底，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工作的指示》，把“精兵简政，节省民力”列为“目前迫切的重要的任务”。同时，党中央还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方针，号召解放区军民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开展大生产运动。党政机关、部队、学校普遍参加生产运动，逐步达到粮食、经费自给、半自给或部分自给。这两项决策的成功实施实施，大幅度减轻了人民的负担。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十三年的历史,是一部追求并实现民主执政的历史。
延安时期，中共中央鲜明地提出了把边区建设成为全国抗日民主的模范区的主张，在陕甘宁边区率先实现了不分阶级、不分党派、不分宗教信仰、男女平等、民族平等的民主选举。到1944年10月,各抗日民主根据地都建立了人民普选的地方各级政府。
为团结各抗日阶级、阶层，从1940年开始，中共中央在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根据地实行政权机构在人员分配上的“三三制”：在参议会和政府组成人员中，共产党员占三分之一，非共产党的左派进步分子占三分之一，不左不右的中间派占三分之一。“三三制”使边区各级政权有了广泛的代表性，对调动社会各界团结抗战的积极性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2.妥善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
以国共两党为核心建立起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巩固还是破裂，直接关系到抗日战争的成败，正如毛泽东所说：“中国能否由如此深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中解放出来，将决定于这个统一战线的发展状况。” 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中，我党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始终占据主动地位，规避了统一战线破裂的危险。
在国共第二次合作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始终没有放弃消灭共产党的意图。尤其在战略相持阶段到来后，国民党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诱迫下，明目张胆地采取了“积极反共，消极抗日”的政策。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通过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方针，会后又制定了《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和《限制异党活动办法》等文件。此后，国民党顽固派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加紧制造事端，连续发动了三次反共高潮。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共中央把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和争取人民民主的斗争有机地联系起来，制定了“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原则和“有理、有利、有节”地的与国民党顽固派斗争的策略。在这一正确方针的指引下，中国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粉碎和制止了蒋介石集团掀起三次反共高潮，使全国团结抗战的局面得以维持和发展。
3.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外交活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积极开展国际交往和外交活动，注意在不同层面、采取不同措施发展与国际友人和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最大限度地赢得了外部世界对延安的同情、理解与支持。
中共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对发展对外关系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明确提出党应当“执行灵活的外交政策”，即“同一切和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卖国贼相反对的国家，党派，甚至个人，进行必要的谅解，妥协，建立国交，订立同盟条约的关系” 。1936年，斯诺来延安访问，中共中央予以高度重视，政治局常委专门召开会议商量接待事宜，毛泽东同志抽出大量时间与之交谈，详细地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斗争历史和方针政策。在以《中国共产党和世界事务》为题与斯诺的谈话中，毛泽东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抗战时期对资本主义国家的总政策，表示中国苏维埃和中国人民要同要求和平的各国人民、各党派和各群众组织团结起来，组成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统一战线并第一次提出战时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各种力量有效地反抗外来侵略，战后在平等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国建立友好关系的外交原则。
中国共产党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继续保持了密切往来。双方不但经常有直接函电往来，中共还通过向苏联和共产国际派驻代表，通过中共中央南方局与苏联驻国民政府的大使馆、军事顾问等方式与苏联和共产国际保持联系。对苏联和共产国际，中国共产党一方面十分尊重和信任，另一方面又注意保持坚持独立自主原则，在维护了与苏联和共产国际的关系的同时又维护了中国革命的利益。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中共中央大力提倡、促使国际和平战线反对日本的侵略，指出：“对于中国来说，最重要的是英美两国的政策，” 努力打通与美、英等国的联系。1941年12月9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10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公开宣言和对党内的指示，明确提出建立太平洋反日统一战线的主张，并强调“中国人民与中国共产党对英美的统一战线特别重大的意义。”“中国共产党应该在各种场合与英美人士作诚恳坦白的通力合作，以增加英美抗战力量，并改进中国抗战状况。”
中共中央积极采取多种措施扩大国际交往。党史专家李东朗将这些措施概括为五大类别。
（一）邀请外国记者、军人、作家、传教士等，到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访问。据统计，从1937年卢沟桥事变到1939年9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国际友人有20批近百人次访问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二）通过党在国统区的机构和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与外国人士接触。（三）抽调人员组成海外工作团，赴南洋开展抗日宣传活动。（四）于1941年10月至1942年1月在延安召开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大会。来自朝鲜、日本、越南、泰国、印度、马来亚、缅甸、菲律宾、台湾、蒙古、犹太等18个国家和地区的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成立了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同盟。（五）用援救英、美人员的实际行动增进与英、美的关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香港和上海、北平等地的租界被日本占领，英美等国官员和侨民陷入困境。中共中央特就此发出指示：“英、美、日战争爆发，我党与英美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及对英美外交开始之可能与必要日益增加，因此对敌占区英美及其系统下的人士，不问其是否顽固，应多方设法欢迎并保护其到我区，或经过我区退走。” 东江游击队迅速进行了“港九大营救”，共救出80多名国际盟友；平西游击队从北平救出林迈克、班威廉等十数名英美人士。其后，敌后抗日军民又大力营救在空战中被日军击落或因飞机故障而跳伞的美军飞行员（前后共营救100多人）。
二 妥善处理对内对外关系的意义与作用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如何处理党与人民、与国民党以及与法西斯阵营以外国家之间的关系，直接关系到中国共产党的生存与发展。党与人民，党与国民党，党与其他国家这三对关系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联系。与人民群众形成血肉相连的关系，是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生存与发展的根本，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党际关系与国际关系的基础。
国共两党关系的状况，取决于民心的向背。深受人民群众的拥护与爱戴，是延安时期我党唯一、也是最大优势。当时我党制定的路线、方针、政策之所以充分体现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在政权建设上充分实现民主政治，固然出自我党的目的和宗旨，但同时也是在恶劣环境下谋取生存与发展的需要，是赢得与国民党斗争的需要。
中世纪欧洲的一句谚语：“城市的空气使人自由”。在当时，城市代表了更加美好的生活，象征着文明、进步和自由。城市以开放的姿态，吸引着无数渴望自由的农奴纷至沓来。与国统区的专制和黑暗统治形成鲜明对照，抗战期间的延安到处洋溢着平等、自由和民主的气氛，为无数进步革命青年和左翼知识分子所向往。有文献记载，截止1943年12月，从国统区奔赴延安的知识分子约4万余人，与国民党中知识分子的人数大体相当。 许多有识之士从中国共产党身上看到了光明和前途。1942年，华侨领袖陈嘉庚访问延安，他刚在重庆吃过八百元一桌的宴席，这时却在毛泽东的窑洞里吃两毛钱的客饭，但他回去后写文章说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才是中国的希望和救星。”
在日寇入侵和国民党挑衅的双重压力下，延安的抗日决心和自由民主精神空前高扬。边区的民主和人民群众的拥护,使中国共产党在协调与国民党的关系中能够始终处于主动地位。1939年9月，针对国民党阵营中有关取消边区的议论，毛泽东同志就理直气壮地反问道：“陕甘宁边区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是全国政治上最进步的区域，取消的理由何在？” 1944年6月，针对有关将边区统一于国民政府的说法，毛泽东再次指出：“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 在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民主与团结的化身的情况下，国民党的一切反共行径都意味着对正义和良知的挑战，从而必然招致全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反感和反对。
充满自由民主氛围的延安成为当时中国团结与进步的楷模，成为中国人民抗战的主心骨和实际领导者。1937年11月，毛泽东曾对边区实施民主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指出：“特区政府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首先在西北广大地区，实施抗日的普选的民主政治，做全国民主政治之先导”，这“将进一步推动全国的民主力量，围绕在特区政府的周围，在活的榜样之下，为实现全国的民主制度而努力，为救亡图存而战到底，”将成为“国共合作迅速走上新的阶段的推动力”。 1938年7月，毛泽东再次指出：“边区的意义和作用，在于做出一个榜样给全国人民看，使他们懂得这种制度是最利于抗日救国的，是抗日救国唯一正确的道路。” 延安积极向上、不畏强虏的奋斗精神对全中国人民的抗战信心产生了巨大的鼓舞作用。而中国人民的这种必胜信念又成为致使国民党蒋介石没有在消极抗战甚至是卖国投敌的道路上滑的太远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国的抗日民主统一战线之所以得以长期维系，说到底，乃在于中国共产党在“抗日”和“民主”两个方面都起到了中流砥柱作用。
人民的拥护与支持，是我党开展国际交往和外交的最为雄厚的资本。我党能够在建立国际抗日统一战线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根本原因就在于陕甘宁边区和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进步和民主经得起任何人的考察和追问，在于我党能够坦诚地阐明自己团结抗日的主张。通过与延安和中国共产党的交往，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们和英美苏各国看到了中国本身所具有的进步与光明的一面，看到中国人民的抗战决心和必胜的信念，延安和各个抗日根据地也因此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获得道义和物质两个方面的支持。
进入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外国来访者，大都撰写了考察报道在国内外发表。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曾被翻译成20多种文字出版。其他外国记者在访问中共地区后，也撰写了大量文章与书籍，客观地向世界人民介绍了在延安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见闻和观感。这些著作和报道将中共和解放区的崭新面貌展现在了世界人民的面前，向世界介绍了中共的政治主张、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建设、敌后军民的抗日业绩，扩大了“红色中国”的国际影响。
我党长期有效的外交工作，增进了美国政府对中国共产党英勇抗战业绩的了解。在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抗击日本和解决中国问题的一支重要力量后，美国政府于1944年7月22日、8月7日派出两批美军观察组到达延安。观察组把边区抗日武装的实情源源不断地发回国内，认为中国共产党真心抗日，人民武装富有战斗力，延安军民士气高；建议美国政府向八路军、新四军提供武器，与之联合作战；确信中共得到人民真心拥护和完全支持；指出“中国的命运不是蒋的，而是共产党人的”；反对美国政府片面支持国民党的政策。这些报告对美国对华政策和公众舆论产生了影响。
一些国际友人通过与中国共产党的接触后，留在我党领导的根据地参加抗日斗争。白求恩、柯棣华、尤恩、汉斯•希伯、罗生特等人都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做出了贡献。还有一些访问者运用他们的知识为敌后抗日斗争献计献策；更多的国际友人则利用他们的身份、地位和关系，为敌后抗日斗争提供帮助，如提供活动场所和掩护、帮助传递消息和购买物品（如医药等）、在国际上募捐等。
利用国际因素阻止国民党的反共、分裂行为，是我党妥善处理国共关系时的一个重要方面。抗战期间，苏英美等国坚决反对国民党发动内战，固然与这些国家对反法西斯战争的战略利益考虑有关，同时也与我党的外交攻势有关。1941年皖南事变后，周恩来等人立即拜访英国大使卡尔、苏联军事总顾问崔可夫，会晤美国总统特使居里和记者白修德，说明事变真相、国民党的反共政策及其危害，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斯诺等记者纷纷撰写报道和评论，都收到了良好效果。苏联、美国和英国政府随即对国民党蒋介石表示了强硬的反对态度，并表示事态的发展如果得不到及时制止，将中止对华援助等。 1943年7月，蒋介石、胡宗南秘密调兵准备进攻延安。中共中央得知这一消息后，一方面在边区进行紧急动员、积极备战，另一方面把这一消息迅速向外传播，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发动制止内战运动。由于国内人民的反对，美英苏三国的压力和延安军民严阵以待，使蒋介石被迫放弃了发动第三次反共高潮的图谋。对此，胡乔木深有感触地说：“我党能够不费一枪一弹就使国民党进攻没有发动起来，在于这时我们不但有国内统一战线，而且还建立了国际统一战线。……可以说，这次事件的结束是党中央、毛主席成功地运用国际国内统一战线来制止国民党反共活动的一个范例。”
三 对目前我党解决内政外交问题的启示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对内对外关系方面的成功经验，对新时期我党解决内政外交问题具有启发意义和借鉴价值。
与延安时期相比，目前我党的地位、任务、队伍状况和所处环境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历经革命、建设和改革，我党已经从领导人民为夺取全国政权而奋斗的党，成为领导人民掌握全国政权并长期执政的党；已经从受到外部封锁和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成为对外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领导国家建设的党。但千变万变，要使我党的执政地位获得巩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一根本宗旨就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政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是当代政治的核心。与人民群众关系的好坏，在延安时期，直接关系到我党的生死存亡，在今天，则直接关系到我党的执政权力是否具备合法性。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持续稳定增长，人民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这使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巩固；而党员干部以权谋私、贪污腐败现象的大量存在，又使党的形象严重受损。延安时期，如果共产党像国民党那样独裁、腐败，得不到人民的支持，不仅会丧失权力，甚至会断送生命。因此，当时有个美国记者曾问毛泽东：“你们办事，是谁给的权力？”毛泽东毫不犹豫地回答：“人民给的。”现今，由于我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没有遇到来自其他方面的强大挑战，人民的民主权力，尤其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权在许多时候实现的不够充分，难免使许多党员干部产生错觉，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是靠枪杆子打出来的，下级的权力是上级给的。如果这种状况得不到明显改观甚至有所恶化，党的执政地位即使能够得以维系，也不免回到与我党立党宗旨相悖的强权政治的老路。黄炎培先生1945年到延安访问，曾问毛泽东怎样才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这个周期率的支配。当时毛泽东的答复是：“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在目前情况下，只有不断扩大人民的有序的参与，尤其是逐步扩大直接选举的范围，党和人民的关系才有可能摆脱目前的“党重民轻”的不对称状态，真正成为“代表”与“主人”的关系，民主和人民监督才不至于沦为一句空话。
由于台湾未能得到彻底解决，祖国的统一大业没有完成，从本质上说，至今我国尚未完成民族国家的建设任务。目前，台独分子的气焰日渐嚣张，对我党的政治智慧和能力构成严峻的挑战与压力。如果台湾独立成为事实，其后果无疑是灾难性的，严重程度不亚于当年抗日民主统一战线的破裂。而今天我党与台湾国民党、民进党的关系，很大程度上是延安时期我党与国民党关系的继续，尽管双方在“正统性”和力量对比等方面发生了重大变化。在改革开放之前，包括台湾在内的亚洲四小龙的经济腾飞，曾给当时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造成强烈刺激，成为我党实施改革开放政策的重要促进因素。受延安时期“特区”经验的启发，邓小平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这一解决香港、澳门和台湾问题的思路。显然，“两种社会制度”之间事实上存在一种相互对比、相互竞争和相互作用的关系。在对比和较量中，显现先进与落后。尤其是我与台独分子的斗争，就像与当年国民党顽固势力的斗争一样，归根到底，依旧是民心的争夺。只有真正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与支持，我们与台独分子的斗争才会有主动权；只要我党像延安时代那样，实行民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不但能够在祖国大陆深得人心，而且能够给台湾民众的心理带来震撼和冲击。如果祖国大陆像当年的民主圣地延安一样，成为台湾人民一心向往的地方，任何形式的台独分子都将难以在台湾找到立足之地。
延安时期我党提出的对国民党“又联合又斗争，以斗争求团结”的方针对我今日处理台湾问题，改变海峡两岸长期对立状态具有启发性。联合的基础是共同利益。延安时期，国共两党的共同利益是抗日救国。目前海峡两岸也有巨大的共同利益，这就是发展经济。民进党上台后，台湾经济业绩一直欠佳，而两岸的经济往来，尤其是台湾对大陆的出口，又成为台湾经济得以支撑的重要因素。如果我们把两岸经济往来看作“联合”的一面，那么，出于防止台湾独立的考虑，今后还应该注重“斗争”的一面。否则，这种经济上的联合在客观上就会产生为台独分子助长嚣张气焰的效果。在目前世界各国都希望搭上中国经济增长这一快车的情况下，如果两岸经贸往来出现问题，尽管会对大陆经济带来一定负面影响，但对台湾经济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台独分子可能会因此在政治上付出惨重代价。同时，在与台独分子的斗争过程中也要注重策略，讲究“有理、有利、有节”。对台独分子图谋分裂的行径，如果要予以打击，不但要打得理直气壮，还要打得巧妙，打到痛处，彻底打赢。这样，才能使我方始终占据主动地位。
延安经验对我新时期处理对外关系也多有启示。冷战结束后，在全球范围内坚持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国家已经屈指可数。在原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多数国家都放弃了社会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在世界范围内大力推行美国式的自由民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的情况下，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中国实际上已经处于一种“边区”地位。这就要求我党必须重新发扬延安时期作为“边区”、“特区”的“忧患意识”，全力建立社会主义的自由民主，使党和人民的关系获得根本改善。只有这样，我国才能在与信奉其他价值、施行其他制度的国家的比较和竞争中处于不败之地，才能像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那样，从弱变强，到本世纪中叶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在全球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的历史条件下，“内部”和“外部”日益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一直坚持对外开放，以独立自主的姿态重返世界舞台，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目前已经基本上形成良好的内外互动关系。我国作为一个正在崛起的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受益颇多，国家利益日益在全球范围显现，未来的发展越来越难以离开与世界各国的积极合作。同时，印度、巴西、墨西哥等人口规模较大的发展中国家也在不断加大开放力度，在国际社会与我国形成一定的竞争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应该借鉴延安经验，一方面，加快国内政治体制改革和民主建设速度，为更好地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关系奠定良好基础。另一方，分不同情况，在不同层面上积极发展我国与世界各国的友好关系，广结善缘，在最大限度上将外部因素中的不利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从而能够对我国的未来发展，包括对台湾问题的最终解决起到我理想中所能起到的作用。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治研究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