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广荣 肖纯柏
摘要：延安时期基层党建，注重基层党建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服务于党的长期政治目标，又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抗战大局；注重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强化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功能，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注重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相统一，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教育，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注重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统一，既通过发挥党员的作用来实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又善于运用非权力活动方式，通过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凝聚社会。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跨越了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尤其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总结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历史经验，对于促进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注重基层党建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服务于党的长期政治目标，又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抗战大局
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方面强调为政治长远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强调为现阶段抗战目标服务。当时，基层党建继承了党在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始终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比如坚持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奋斗。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维护其利益，实现一定政治主张而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作为政党，都有自身鲜明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以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没收阶级斗争结束，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总体上，我们党在执政前，直接的政治目标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始终离不开革命战争的环境这一特性，因此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浓厚的“革命党”特征。在1935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更多地侧重于通过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围绕党的政治纲领发挥自身的作用。强调党支部要用“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在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并“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
全面抗战后，党中央强调，各地基层组织要加强发展党员的工作，为抗战服务。193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党员的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实现党的领导两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1937年10月22日，刘少奇指示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在已失及未失地区，都要大大发展地方党……要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 这表明，为了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党把政党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以抗战救国作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工作出发点。党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基层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抗战的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以青年党员发展为例。1938年4月至12月底，抗大总共招收了5562人，其中发展党员达2774人。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收学生6000多人，其中发展新党员达3000多人。 1937年全国抗战刚开始时，全国党员人数才4万多人，而到了1938年底，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万人。
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和党自身建设的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并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基层党组织作为这个伟大工程的一部分，也紧紧围绕这个政治目标进行建设。毛泽东还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可见，紧紧围绕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这一大局开展工作，是党在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经验启示我们，今天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注重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强化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功能，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
其一，注重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和个性。
最大限度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首先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共性功能。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支部的共性功能：（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学习。
在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共性功能的同时，党还重视个性功能的发挥，区分各种基层党组织的地位。1942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指出，一个工厂内的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工会工作分裂开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三者必须统一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成本少，产品好，销售快；这就是行政、党支部、工会的共同任务。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直属公营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联席会议，决定建立“厂务会议”制，实行“厂务会议”制，对克服“三权鼎立”现象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党中央又指出，由于机关担负着一地区或一行业的领导责任，因而机关基层党组织不可能起领导核心作用。1941年，邓小平专门阐述了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提出：“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接着，邓小平对机关支部的功能，作了具体解释，主要是：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支部有权检察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个部门的工作；支部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对党团之间有相互建议权，等等。 1945年七大党章的报告则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表明，延安时期，我们党对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机制，作了区分。基层党组织功能个性的界定，对于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仍然要根据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发挥各自的功能。
其二，基层党组织通过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战斗堡垒。
延安时期党中央提出，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出，“党支部要真正成为乡村一切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的目标和要求。“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因此，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特别强调支部及其每个党员与周围的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依据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散布党的报纸，宣传共产主义，使群众走到党的方面来。这样，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的核心，将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实践表明，这是发展壮大基层组织，发挥党组织作用的中心环节。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党支部，在村上动员51人去当八路军和出外参加救亡工作，占全村人口的13%。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和自卫军的领导，当时党组织要求党员要到游击队去，到自卫队去。在模范自卫队中，党的干部单独划分一组，由支书直接领导。支书掌握自卫队，全体党员在工作地区内参加武装组织，加强对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领导。通过党员深入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群众、凝聚群众的战斗堡垒。
其三，基层党组织通过社会动员和发动乡村民主选举，成为根据地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
对基层社会进行动员和改造，是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力量和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延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总体上处于局部执政地位，但在初期阶段，党在部分乡村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强，甚至在某些县乡，没有成为群众的核心堡垒，基层政权事实上被少数士绅、乡村精英所把持；或者中共的政策，在局部基层贯彻不了，无法落实。比如，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跟随土匪赵思忠哗变，其中“一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二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和领导了这次叛乱”。 这说明，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在一些乡村尚需加强。再比如，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到1942年时在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彻底落实。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基层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基层社会需要深入动员和改造。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势下，基层党组织加强社会动员功能，积极引导群众拥护党的政策。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加强社会动员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加大乡村建党力度。到1944年，边区各地党员占人口的比例，绥德分区为2.0l%，二边分区为2.6%，陇东分区为2.3%，关中分区为2.48%，延属分区为4.26% 。全边区党员占到总人口的2.79%。在绥德、关中两个分区，64.24%的村庄有了党员，98%的乡建立了党支部。
第二，发挥党小组和党员的作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做好群众工作。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自上而下地经过党的小组(党团)，在其领导机关中起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由一般小组、党员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如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响应号召。
第三，明确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当时特别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政权下的地方支部，应该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时期，在复杂的乡村社会中，强调发挥党的一元化领导作用，适应了新环境和新变化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这对于凝聚基层各方力量，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发动乡村民主选举，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农村党支部为了便于不识字的选民参与选举，表达其政治意愿，创造了“豆选”、“烟头烧洞”等便于老百姓参与的选举操作形式。 斯诺回忆说：“甚至小脚的老媪也觉得她们必须参加，从很遥远的地方蹒跚着去投票”。 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一普选时，“全边区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参加了选举”。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选举自由不得妨碍”，“如果有人请示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就等于不要民主，不要革命。” 乡村民主选举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农村群众的“主人翁”感，农民对党的认同感也增强了。
总体上看，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动员工作把握好了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作为其代表的基层政权。针对农民对某些基层政权的不满，基层党组织发动农民改良农村政治和行政机构。第二，关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希望禁止地主豪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基层党组织积极动员当地乡村知识分子改良农村社会环境，采取措施使地主边缘化。第三，关于农民的意愿与权益，农村党支部既直接反映农民的需要，又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物质利益”。由于基层党组织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把引导动员群众与尊重群众的意愿，满足群众的需求结合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扩红”、“闹红”运动进一步燎原，党组织进一步壮大。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基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群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重构基层社会、加强基层动员，需要基层党组织正确处理与基层不同阶层群体的关系，尤其要尊重群众意愿，维护最大多数基层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凝聚群众共同奋斗。
三、注重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相统一，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教育，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
其一，健全基层组织形态。
延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支部。党的支部组织必须经县委或市委领导。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地方，都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凡是党员不足三人的，则加入邻近的基层党组织。凡是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个党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选举副组长一人。凡是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五十人的乡村，或者超过一百人的工厂、机关和学校，必须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部的权利。凡是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的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经省委或边区党委允许，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这样，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具有党委、总支部、分支部、普通支部、党小组等组织形态。组织形态的多样化，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多种功能，有利于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和革命战争的需要。
其二，注重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领导班子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程度。因此，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整顿基层领导班子。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正因为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为此，中共中央指出：“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 陈云也指出：支部领导班子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绝对作用。因此，支部的党员必须慎重的选择自己的领导机关的人员。首先，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同时，还要特别警惕投机分子混入党的支部领导机关。其次，必须具备健全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支部应设书记、组织、言传、军事和群工等委员，不满五个党员的支部，只设书记或加一副书记。”陈云还明确指出：“做好行政村的工作的关键在党支部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健全的、得力的党支部。”“有了这样的党支部，就可以领导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可以领导各个群众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开展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向各种坏分子及不良倾向作斗争，领导群众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
应该说，在一段时期，地方党组织指导基层党建工作也存在方法不当的问题。比如，许多地方党组织很少问下层和支部中的情况，很少引导支部去注意群众的呼声，很少把经常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支部工作的中心之一。往往把工作布置下去，一级一级向下要这要那，而不大关心下级和群众的日常要求。鉴于此，中央要求地方党组织重视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督察。当时整顿基层党组织，主要方式是：（一）组织审查委员会，深入支部，逐一整顿，十分严格；（二）清查干部，把敌探、托派、国民党及阶级异己分子，同军人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错误、缺点者，区分开来；（三）重点对党内的复杂成分进行成分改造，特别注意改造领导成分；（四）以支部审查为单位，在审查支部干部的基础上审查一般党员的个人历史及表现；（五）把整顿基层党组织作为经常性工作，上级党组织派干部帮助基层党组织搞好整顿，定期督察。基层党组织班子的整顿，保证了党的纯洁性，为提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和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三，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延安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阶段，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党员队伍的壮大，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当时，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大规模发展党员，尤其发展农村党员，持有不同意见。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年底只有789个农村党支部，到“七大”召开前夕，就已发展到1800多个。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却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应该说，共产国际对我们农村党员质量的估计是偏颇的，但对我们的提醒则是有益的。
这对于延安时期我们党对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党员质量的关系，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在抗战时期，基层党组织把发展党员的数量与提高党员的质量统一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设计，就体现了党员质量高于党员数量的思想。邓小平曾指出：“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 ”
后来，党中央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层面上充分发挥党支部训练党员的功能，保证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化”。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有计划的组织干部和党员中的策略教育，把他当作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 l0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党支部教育的方针、内容及方式等，指出“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支部教育的方针应该是：(一)提高支干(包括支部的干事、某些小组长及其他乡村级干部中的党员)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二)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三)使支部干部熟悉领导支部工作及乡村工作；(四)培养进行支部自我教育的教育干部。”“普通党员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怎样做共产党员，支部本身的工作，统一战线政策，乡村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及武装工作)，争取敌伪军工作，临时的策略教育。”“支干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党的建设初步(党章的教育)，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常识，以区乡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知识，关于游击战争的初步知识，临时的策略教育。”教育方式：“支干的训练应该由县委负责”，“普通党员的训练，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由区委负责办理，必要时上级派出教育干部去协助进行”。“含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支部，可以先训练这些党员，然后经过他们去教育本支部的其他党员。”
为了提高教育党员的质量，陕甘宁边区采取了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如成立识字组、读报组，举办冬学、各种训练班，抽调干部到边区党校学习，等等。1939年1月，《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各分区及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每次期间至多三个月。 1941年，在《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中，关于乡级干部的学习，规定：清救干部，保证百分之六十入冬学，妇救干部，保证百分之五十入冬学，工会干部，保证百分之五十入冬学。干部要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首先必须使自己识字，我们提出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识字’的口号”。 再如，安塞县委为培养与提拔干部，除有计划地送干部到延安学习外，并在县上办一个区乡级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时间定为一年，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区乡工作。
总之，由于特别重视整顿党组织，培训党员和干部，尤其加强支部学习，因此基层党组织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在复杂而关键的时期，强调发展党员又有数量，又有质量，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党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如何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从严治党，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遇到了新问题。总结延安时期我们党教育和管理党员的经验，对加强新时期的基层党建，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无疑有着借鉴意义。
四、注重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运用非权力影响力的活动方式影响基层群众，通过社会组织整合社会
延安时期，抗战的形势催生了许多社会团体，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队、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队、战地服务团、抗日救援会、抗日救国会，从上到下，遍布基层。 而且，各种民间组织遍布乡村，基层群众的大部分活动都在这些社会组织中进行，如青年抗战团、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把大量基层群众聚集其中，而乡村的抗日救国会更是吸收了工、农、商、学、兵的群众。因此，利用基层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的重要途径。
第一，对旧的社会组织进行改造，更大程度上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比如，在农业劳动中，边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旧有的劳动互助组织进行整顿，成立各种新的劳动组织，如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变工队、扎工队、锄草队等等。新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基层群众的组织化程度。毛泽东在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乏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1943年，边区有24%的农业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在农村，不同的农作季节，都组织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互助合作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基层党组织把基层群众组织到新的团体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有利载体。
第二，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的平台，对基层群众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为了动员民众，使民众对抗日战争和党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读报、办板报和组织民众参加实际的抗战活动是基层党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手段。读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基层社会组织都有读报组，基层党组织通过做好这些社会组织的工作，让基层社会组织出面，以变工队、合作社的名义开展活动，把读报活动搬到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办得好的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如“甘泉城每月六次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地赶到民教馆来听时事”；庆阳县民教馆创造了在庙会建立“文化大棚”的社教形式，“历年来赶庙会成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之一。庆阳县每年大小庙会有七八十次，……民教馆在这些庙会上，都进行了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采取文化棚、散分宣传画报形式，带着各种表情讲解国家大事、生产、卫生常识，并实地教给群众棉花打卡、纺织，群众很感兴趣。” 通过在各种基层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支部，或者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做好这些组织头面人物的工作，把社会组织团结在党的周围，再通过基层社会组织把基层群众凝聚起来，大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动员效率。
第三，深入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关注基层群众的呼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赢得民心。党支部注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领导群众，积极派党员干部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中去，在里边遵守组织纪律，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延安时期陈云反复强调，党支部对政权的领导是政策、政治方针、原则上的领导，是保证乡村成为群众自己所管理的抗战的革命的政权。 “支部的责任，不仅应该接受上级所给的任务，按照当地环境适当地完成，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顺利完成。” 针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强调，要使群众工作活跃，不在于团体多，会议多， 要少去召开那些开不成的会，多用些时间到民众夜校或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去接近民众。要靠说服而不是靠强迫，来引导群众。1943年4月，周恩来生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木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党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政化色彩极浓的活动方式，群众工作活跃起来了，支部得到了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锻炼。
应该说，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加强二者的互动，抓住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特点――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组织。因此，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和离不开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合系统环境的变化。基层党组织作为非行政组织，非权力影响力是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生存、活动和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凝聚基层社会，整合各方力量的重要手段。这是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又一条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基层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直接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行政化功能逐步剥离出来。同时，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基层社会独立性日趋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非权力影响力开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历史经验，无疑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注释：
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4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参阅李申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1940年7月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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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延安时期基层党建，注重基层党建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服务于党的长期政治目标，又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抗战大局；注重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强化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功能，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注重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相统一，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教育，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注重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统一，既通过发挥党员的作用来实现基层党组织的作用，又善于运用非权力活动方式，通过社会组织整合社会、凝聚社会。
延安时期，是中国革命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也是中国共产党发展壮大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我们党跨越了土地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三个历史阶段，开启了党的建设“伟大工程”，尤其在基层党组织建设方面，取得了很大成功，积累了宝贵经验。总结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历史经验，对于促进新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注重基层党建的长远目标与阶段性目标相统一，基层党组织建设既服务于党的长期政治目标，又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以民族利益为重，服从抗战大局
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一方面强调为政治长远目标服务，另一方面强调为现阶段抗战目标服务。当时，基层党建继承了党在初创时期的经验教训，始终为实现党的奋斗目标而不懈努力，比如坚持为实现党的政治纲领而奋斗。政党是代表某个阶级、阶层维护其利益，实现一定政治主张而共同行动的政治组织。作为政党，都有自身鲜明的政治纲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是：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以其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支援工人阶级，直到社会的阶级区分消除为止；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没收阶级斗争结束，直到消灭社会的阶级区分；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归社会公有；联合第三国际。 中国共产党是最低纲领与最高纲领的统一论者。党的最高纲领是实现共产主义。
总体上，我们党在执政前，直接的政治目标是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民族解放，建立新中国。作为党的基层组织，始终离不开革命战争的环境这一特性，因此基层党组织建设具有浓厚的“革命党”特征。在1935年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之前，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更多地侧重于通过组织领导无产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围绕党的政治纲领发挥自身的作用。强调党支部要用“共产主义的鼓动和宣传”，在工农群众中“实行党的口号与决议，使工农站到党方面来”，并“吸收工农参加中国的与国际的无产阶级一般的革命斗争”。
全面抗战后，党中央强调，各地基层组织要加强发展党员的工作，为抗战服务。1937年，毛泽东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提出，由于抗日根据地的迅速扩大，党员的迅速增加，党的基层组织在加强党的建设和实现党的领导两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1937年10月22日，刘少奇指示贺龙、关向应及华北各地党组织，“在已失及未失地区，都要大大发展地方党……要在各县首先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负责建立全县各乡村党的支部。” 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指出:“为了担负起扩大与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彻底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神圣的任务，强大的党的组织是必要的。但应该指出，目前党的组织力量，还远落在党的政治影响之后，甚至许多重要的地区，尚无党的组织，或非常狭小。因此大量的十百倍的发展党员，成为党目前迫切与严重的任务。 1938年10月15日，张闻天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有计划的发展党员，建立支部，使党成为全国性的、群众的、布尔什维克的党是目前中心任务之一。”“敌后方应大量的发展党、创立党。速度要快。量要多。”“在工作的开展中去发展党，在斗争中去发展党。” 这表明，为了完成驱逐日本帝国主义的任务，党把政党利益让位于民族利益，以抗战救国作为基层党组织发展党员的工作出发点。党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各地基层党组织把发展党员作为抗战的一项战略性工作来抓，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队伍也迅速壮大起来。以青年党员发展为例。1938年4月至12月底，抗大总共招收了5562人，其中发展党员达2774人。陕北公学，1937年至1938年，共招收学生6000多人，其中发展新党员达3000多人。 1937年全国抗战刚开始时，全国党员人数才4万多人，而到了1938年底，共产党员已发展到50多万人。
根据抗日战争的发展形势和党自身建设的状况，1939年10月，毛泽东提出了建设一个全国范围内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任务，并把这一建党任务称之为“伟大的工程”，基层党组织作为这个伟大工程的一部分，也紧紧围绕这个政治目标进行建设。毛泽东还说：“现在是抗日战争时期，我们党的武装在前线上配合友军同敌人进行残酷的战争；现在是我们党发展成为全国性的大党时期，党已经不是从前的样子了。如果把这些情况联系起来看，就懂得我们提出‘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是怎样一个光荣而又严重的任务了。” 可见，紧紧围绕民族统一战线和抗战这一大局开展工作，是党在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重要历史经验。这一经验启示我们，今天我们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要围绕党的政治路线和中心任务，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推进现代化建设服务。
二、注重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与个性相统一，既强化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凝聚群众的核心功能，又重视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
其一，注重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共性和个性。
最大限度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功能，是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建设，首先注重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共性功能。党的七大党章明确规定了党的支部的共性功能：（一）在人民群众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以实现党的主张和上级组织的各种决议。（二）经常注意并向上级机关反映人民群众的情绪和要求，关心人民群众之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生活。并组织人民群众来解决他们自己的各种问题。（三）吸收新党员，征收党费，审查与鉴定党员，对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四）教育党员，组织党员学习。
在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共性功能的同时，党还重视个性功能的发挥，区分各种基层党组织的地位。1942年10月，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高干会议上指出，一个工厂内的行政工作、党支部工作、工会工作分裂开来的做法是完全错误的，三者必须统一在这样一个共同目标之下：成本少，产品好，销售快；这就是行政、党支部、工会的共同任务。1943年3月，陕甘宁边区政府召开了直属公营工厂的厂长、支部书记、工会主席联席会议，决定建立“厂务会议”制，实行“厂务会议”制，对克服“三权鼎立”现象起了重要作用。1939年，党中央又指出，由于机关担负着一地区或一行业的领导责任，因而机关基层党组织不可能起领导核心作用。1941年，邓小平专门阐述了政府机关支部的工作，提出：“政府机关支部的任务，基本上与一般支部相同，它没有党团的权力和责任。过去有些机关支部变成了第二党团甚至变成第二政府，这是错误的，必须纠正。政府机关支部与一般农村支部的对象不同，它还有其特殊的任务，而且要有比较健全的支部委员会的领导，才能实现这些特殊的任务。” 接着，邓小平对机关支部的功能，作了具体解释，主要是：在本机关范围内有系统地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不断地向非党员宣传马列主义和党的主张。支部无权干预各种行政工作，支部有权检察所属党员个人的工作，但不是检查哪一个部门的工作；支部不属于党团指挥，但对党团之间有相互建议权，等等。 1945年七大党章的报告则指出：“各级政府机关及其他机关中党的支部，应直接由同级党的委员会来领导。”这表明，延安时期，我们党对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和机制，作了区分。基层党组织功能个性的界定，对于充分发挥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功能，起了重要作用。今天，我们仍然要根据不同类型基层党组织的实际情况和具体特点，发挥各自的功能。
其二，基层党组织通过深入群众成为群众的战斗堡垒。
延安时期党中央提出，每一支部必须变成每一个乡村、每一个市镇所有群众的核心，变成一切群众运动、一切群众斗争的宣传者、组织者与领导者。 当时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的陈云提出，“党支部要真正成为乡村一切组织的核心，成为完成一切任务的领导力量”的目标和要求。“我们要向着这样一个目标：支部掌握乡村的全局，即掌握全乡或全村的党、政、军、民、学的工作。做到了这一点，支部才算得是群众的核心、党在群众中的堡垒。 因此，在基层党组织建设中，特别强调支部及其每个党员与周围的群众保持密切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情绪，倾听群众的呼声，依据群众当时的觉悟程度，有计划地在群众中解释党的政策和口号，散布党的报纸，宣传共产主义，使群众走到党的方面来。这样，基层党组织成为群众的核心，将群众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实践表明，这是发展壮大基层组织，发挥党组织作用的中心环节。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一个村党支部，在村上动员51人去当八路军和出外参加救亡工作，占全村人口的13%。 为了保证党对游击队和自卫军的领导，当时党组织要求党员要到游击队去，到自卫队去。在模范自卫队中，党的干部单独划分一组，由支书直接领导。支书掌握自卫队，全体党员在工作地区内参加武装组织，加强对自卫队和游击小组的领导。通过党员深入群众，与群众血肉相连，基层党组织真正成为领导群众、凝聚群众的战斗堡垒。
其三，基层党组织通过社会动员和发动乡村民主选举，成为根据地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
对基层社会进行动员和改造，是基层党组织成为基层社会的稳定力量和根据地的领导核心，是基层党组织的一个重要功能。延安时期虽然中国共产党总体上处于局部执政地位，但在初期阶段，党在部分乡村的影响力并不是很强，甚至在某些县乡，没有成为群众的核心堡垒，基层政权事实上被少数士绅、乡村精英所把持；或者中共的政策，在局部基层贯彻不了，无法落实。比如，1941年1月，中共环县基层政权的17个乡的民众，2000多名自卫军跟随土匪赵思忠哗变，其中“一百多个共产党员(占当时全县党员总数的四分之一)，二十多个乡级干部以至个别区级干部直接参加和领导了这次叛乱”。 这说明，基层党组织的社会动员功能在一些乡村尚需加强。再比如，抗战开始时，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中提出了“农民交租交息、地主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但是，这一政策到1942年时在陕甘宁边区还没有彻底落实。 究其原因，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基层旧权威在边区乡村仍然发挥着一定的作用，基层社会需要深入动员和改造。正是在这种复杂的历史情势下，基层党组织加强社会动员功能，积极引导群众拥护党的政策。
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加强社会动员功能，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积极在农民中发展党员，加大乡村建党力度。到1944年，边区各地党员占人口的比例，绥德分区为2.0l%，二边分区为2.6%，陇东分区为2.3%，关中分区为2.48%，延属分区为4.26% 。全边区党员占到总人口的2.79%。在绥德、关中两个分区，64.24%的村庄有了党员，98%的乡建立了党支部。
第二，发挥党小组和党员的作用，根据农村的实际情况做好群众工作。比如，晋察冀抗日根据地的党组织对政权的领导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自上而下地经过党的小组(党团)，在其领导机关中起核心作用；另一方面自下而上的，由一般小组、党员在群众中起核心作用，如发动群众自下而上地响应号召。
第三，明确强调基层党组织是基层社会的领导核心。当时特别强调，“我们党领导的政权下的地方支部，应该是乡村政权机关的领导者，地方武装(如自卫军)的领导者，民众团体的领导者。党、政、军、民、学的工作都是支部所必须管理的工作。” 在抗战时期这一特殊时期，在复杂的乡村社会中，强调发挥党的一元化领导作用，适应了新环境和新变化的需要，具有历史必然性。这对于凝聚基层各方力量，统一行动，同仇敌忾，具有重要的意义。
第四，发动乡村民主选举，改造乡村社会的政治结构。农村党支部为了便于不识字的选民参与选举，表达其政治意愿，创造了“豆选”、“烟头烧洞”等便于老百姓参与的选举操作形式。 斯诺回忆说：“甚至小脚的老媪也觉得她们必须参加，从很遥远的地方蹒跚着去投票”。 陕甘宁边区举行第一普选时，“全边区选民平均百分之七十以上参加了选举”。 1941年，陕甘宁边区政府发出《为改选及选举各级参议会的指示信》，强调“民主政治选举第一”，“选举自由不得妨碍”，“如果有人请示选举或者说不要选举，就等于不要民主，不要革命。” 乡村民主选举的推行，极大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唤醒了农民的政治认同，增强了农村群众的“主人翁”感，农民对党的认同感也增强了。
总体上看，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在农村社会动员工作把握好了以下几个关系。第一，关于国家与农民的关系，农民眼中的国家，就是作为其代表的基层政权。针对农民对某些基层政权的不满，基层党组织发动农民改良农村政治和行政机构。第二，关于地主阶级与农民的关系，农民希望禁止地主豪绅借抗日而剥削压榨农民，基层党组织积极动员当地乡村知识分子改良农村社会环境，采取措施使地主边缘化。第三，关于农民的意愿与权益，农村党支部既直接反映农民的需要，又给农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物质利益”。由于基层党组织维护了农民的利益，把引导动员群众与尊重群众的意愿，满足群众的需求结合起来了，因此中国共产党赢得了农村群众的信赖和支持，“扩红”、“闹红”运动进一步燎原，党组织进一步壮大。这些经验，对我们今天有着重要借鉴意义。当前，基层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群关系也发生了微妙变化，重构基层社会、加强基层动员，需要基层党组织正确处理与基层不同阶层群体的关系，尤其要尊重群众意愿，维护最大多数基层群众的利益，只有这样，才能凝聚群众共同奋斗。
三、注重基层党组织的结构形态与自身功能相统一，在壮大党员数量的同时，加强对党员的训练和教育，通过提高党员的质量来增强基层党组织的力量
其一，健全基层组织形态。
延安时期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支部。党的支部组织必须经县委或市委领导。在每一个工厂、矿山、农村、企业、街道、连队、机关、学校等等，凡有党员三人以上的地方，都成立党的支部组织。凡是党员不足三人的，则加入邻近的基层党组织。凡是在党员数量比较多的处所，在党的支部委员会之下，按自然的、居住的或工作的情况，划分小组。每个党小组选举组长一人，必要时选举副组长一人。凡是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五十人的乡村，或者超过一百人的工厂、机关和学校，必须成立党的总支部。在总支部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分支部。分支部享有普通支部的权利。凡是党员和预备党员超过五百人以上的大乡镇、大工厂、机关和学校，经省委或边区党委允许，选举党的乡镇、工厂、机关、学校委员会。在委员会之下，按居住、车间、部门和班次，成立党的支部。这样，延安时期基层党组织具有党委、总支部、分支部、普通支部、党小组等组织形态。组织形态的多样化，有利于发挥基层党组织的多种功能，有利于主动适应环境的新变化和革命战争的需要。
其二，注重加强基层领导班子建设。
领导班子的素质状况，直接关系到基层党组织功能的发挥程度。因此，基层党组织建设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整顿基层领导班子。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作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共产党自抗战以来，特别自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五日中央关于大量发展党的正确决定以来已经获得了很大的发展”，“但正因为在短时期内党得着了猛烈的发展，所以党的组织很不巩固，在征收新党员的工作中是有严重的错误与缺点存在的”。为此，中共中央指出：“支部工作必须加强，支部在群众中的工作必须发展”，“各级党的组织机构必须整理，以求得在巩固党的工作中收到最大的效果”。 陈云也指出：支部领导班子的健全与否，对于党的任务的完成有绝对作用。因此，支部的党员必须慎重的选择自己的领导机关的人员。首先，支部书记和支部委员(或支部干事)必须是政治坚定、忠实执行党的政策，有工作能力并为大家所信仰的党员。同时，还要特别警惕投机分子混入党的支部领导机关。其次，必须具备健全的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或干事会)人数的多少，按党员的数量和工作的范围、工作的需要来决定。”在一般情况下，支部应设书记、组织、言传、军事和群工等委员，不满五个党员的支部，只设书记或加一副书记。”陈云还明确指出：“做好行政村的工作的关键在党支部要建立一个纯洁的、健全的、得力的党支部。”“有了这样的党支部，就可以领导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情况，解决问题；就可以领导各个群众组织有秩序地进行各项工作，开展扎扎实实的群众运动；就可以向各种坏分子及不良倾向作斗争，领导群众更好地完成党和政府的各项任务。”
应该说，在一段时期，地方党组织指导基层党建工作也存在方法不当的问题。比如，许多地方党组织很少问下层和支部中的情况，很少引导支部去注意群众的呼声，很少把经常解决群众的日常问题作为指导支部工作的中心之一。往往把工作布置下去，一级一级向下要这要那，而不大关心下级和群众的日常要求。鉴于此，中央要求地方党组织重视对基层党建工作的指导和检查、督察。当时整顿基层党组织，主要方式是：（一）组织审查委员会，深入支部，逐一整顿，十分严格；（二）清查干部，把敌探、托派、国民党及阶级异己分子，同军人及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犯有某些错误、缺点者，区分开来；（三）重点对党内的复杂成分进行成分改造，特别注意改造领导成分；（四）以支部审查为单位，在审查支部干部的基础上审查一般党员的个人历史及表现；（五）把整顿基层党组织作为经常性工作，上级党组织派干部帮助基层党组织搞好整顿，定期督察。基层党组织班子的整顿，保证了党的纯洁性，为提高领导班子的战斗力和发挥党组织的堡垒作用，提供了重要保证。
其三，重视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
延安时期尤其是在抗日战争阶段，党员数量急剧增长。党员队伍的壮大，对党员的教育和管理也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如何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当时，共产国际对我们党大规模发展党员，尤其发展农村党员，持有不同意见。以陕甘宁边区为例。1939年底只有789个农村党支部，到“七大”召开前夕，就已发展到1800多个。周恩来后来回忆说：“共产国际的一切文献，一讲到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就是同工人运动联系在一起。1940年我到共产国际去，共产国际的领导同志却还担心我们离工人阶级太远了。我说我们在农村经过长期斗争的锻炼，有毛泽东同志的领导，完全可以无产阶级化。” 应该说，共产国际对我们农村党员质量的估计是偏颇的，但对我们的提醒则是有益的。
这对于延安时期我们党对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党员质量的关系，起了一定推动作用。
在抗战时期，基层党组织把发展党员的数量与提高党员的质量统一起来，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比如，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的设计，就体现了党员质量高于党员数量的思想。邓小平曾指出：“因为村是政权的基础，村长一级的共产党员，可以多于三分之一，但必须以村代表会、村工作人员中党员少于三分之一的比例，以为调剂”。邓小平还特别强调：“确切地说，党的优势不仅在于政权中的适当数量，主要在于群众的拥护。 ”
后来，党中央从思想教育和制度层面上充分发挥党支部训练党员的功能，保证党员的“布尔什维克化”。1940年8月1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有计划的组织干部和党员中的策略教育，把他当作支部工作的重要部分。 l0月17日，中共中央宣传部专门作出《关于各抗日根据地内党支部教育的指示》，具体规定了党支部教育的方针、内容及方式等，指出“支部教育是党的基础工作之一。”“支部教育的方针应该是：(一)提高支干(包括支部的干事、某些小组长及其他乡村级干部中的党员)和党员的文化水平；(二)使一般党员懂得怎样做一个好的共产党员；(三)使支部干部熟悉领导支部工作及乡村工作；(四)培养进行支部自我教育的教育干部。”“普通党员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怎样做共产党员，支部本身的工作，统一战线政策，乡村工作(群众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建设工作、文化教育工作及武装工作)，争取敌伪军工作，临时的策略教育。”“支干的政治教育，一般的应当包含党的建设初步(党章的教育)，以中国革命为主要内容的政治常识，以区乡工作为主要内容的建设根据地的初步知识，关于游击战争的初步知识，临时的策略教育。”教育方式：“支干的训练应该由县委负责”，“普通党员的训练，可以采用通行的巡回教育与流动训练班的方式，由区委负责办理，必要时上级派出教育干部去协助进行”。“含有水平较高的知识分子党员的支部，可以先训练这些党员，然后经过他们去教育本支部的其他党员。”
为了提高教育党员的质量，陕甘宁边区采取了多样化的教育形式，如成立识字组、读报组，举办冬学、各种训练班，抽调干部到边区党校学习，等等。1939年1月，《边区第一次党代表大会通过关于党内干部教育问题的决议》规定：应逐年有计划地抽调在职干部到边区党校、中央党校、女大及马列学院等处学习。各分区及直属县委，每年开办乡级干部训练班两次，每次期间至多三个月。 1941年，在《关于办理冬学的联合指示信》中，关于乡级干部的学习，规定：清救干部，保证百分之六十入冬学，妇救干部，保证百分之五十入冬学，工会干部，保证百分之五十入冬学。干部要在学习上起模范作用，首先必须使自己识字，我们提出要把事情做得好必须识字’的口号”。 再如，安塞县委为培养与提拔干部，除有计划地送干部到延安学习外，并在县上办一个区乡级干部训练班，训练班时间定为一年，学习期满后，分配到区乡工作。
总之，由于特别重视整顿党组织，培训党员和干部，尤其加强支部学习，因此基层党组织在大量发展党员的同时，保证了党员的质量。在复杂而关键的时期，强调发展党员又有数量，又有质量，是很不容易的。今天，我们党已经拥有七千多万党员，如何加强对党员的管理，从严治党，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遇到了新问题。总结延安时期我们党教育和管理党员的经验，对加强新时期的基层党建，正确处理党员数量与质量的关系，无疑有着借鉴意义。
四、注重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组织的互动，运用非权力影响力的活动方式影响基层群众，通过社会组织整合社会
延安时期，抗战的形势催生了许多社会团体，如自卫军、少年先锋队、救护队、担架队、运输队、看护队、慰劳队、缝衣队、洗衣队、宣传队、通讯队、侦察队、破坏队、防空队、代耕队、妇女生产队、儿童杂务队、劳动互助队、战地服务团、抗日救援会、抗日救国会，从上到下，遍布基层。 而且，各种民间组织遍布乡村，基层群众的大部分活动都在这些社会组织中进行，如青年抗战团、工会、农会、商会、教育会，把大量基层群众聚集其中，而乡村的抗日救国会更是吸收了工、农、商、学、兵的群众。因此，利用基层社会组织开展工作，是基层党组织团结群众的重要途径。
第一，对旧的社会组织进行改造，更大程度上把基层群众组织起来。比如，在农业劳动中，边区基层党组织对农村旧有的劳动互助组织进行整顿，成立各种新的劳动组织，如义务耕田队、妇女生产组、变工队、扎工队、锄草队等等。新的基层社会组织的建立，大大提高了基层群众的组织化程度。毛泽东在1942年边区高干会上指出：农民群众的劳动合作社，效力极大，不但可使劳动力缺乏的农家能够及时下种、及时锄草与及时收割，就是那些劳动力不缺乏的农家，也可因集体劳动而使耕种、锄草、收割更为有利。此种办法是完全有益无害的，我们应大大提倡。各县应以大力组织劳动互助，大大地发展农民的集体劳动。1943年，边区有24%的农业劳动力参加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在农村，不同的农作季节，都组织了各种劳动互助组织集体从事农业生产。劳动互助合作把农村分散的劳动力组织起来，极大的提高了生产率。同时，使边区散漫的个体农民经济，逐渐成为在私有基础上比较有组织的合作经济。基层党组织把基层群众组织到新的团体中，为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提供了有利载体。
第二，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的平台，对基层群众开展宣传动员工作。为了动员民众，使民众对抗日战争和党的政策有更多的了解，读报、办板报和组织民众参加实际的抗战活动是基层党组织进行政治动员的有力手段。读报是边区群众最普遍的活动，包括一些变工队、扎工队、合作社等基层社会组织都有读报组，基层党组织通过做好这些社会组织的工作，让基层社会组织出面，以变工队、合作社的名义开展活动，把读报活动搬到田间地头和社会的各个角落。一些办得好的民教馆，利用集市、庙会进行宣传活动，如“甘泉城每月六次集，赶集的群众川流不息地赶到民教馆来听时事”；庆阳县民教馆创造了在庙会建立“文化大棚”的社教形式，“历年来赶庙会成了民教馆的中心工作之一。庆阳县每年大小庙会有七八十次，……民教馆在这些庙会上，都进行了棉花打卡、发展纺织、卫生(着重妇婴卫生)、时事等宣传工作。采取文化棚、散分宣传画报形式，带着各种表情讲解国家大事、生产、卫生常识，并实地教给群众棉花打卡、纺织，群众很感兴趣。” 通过在各种基层社会组织中建立党的支部，或者在基层社会组织中开展活动，做好这些组织头面人物的工作，把社会组织团结在党的周围，再通过基层社会组织把基层群众凝聚起来，大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政治动员效率。
第三，深入各种基层社会组织，关注基层群众的呼声，为群众解决实际问题，赢得民心。党支部注重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去影响和领导群众，积极派党员干部到群众组织与群众武装中去，在里边遵守组织纪律，成为团结群众的核心。延安时期陈云反复强调，党支部对政权的领导是政策、政治方针、原则上的领导，是保证乡村成为群众自己所管理的抗战的革命的政权。 “支部的责任，不仅应该接受上级所给的任务，按照当地环境适当地完成，而且要经常了解群众的情绪、群众的呼声，帮助群众解决困难。群众的日常问题愈解决得好，支部及党员在群众中愈受拥护，则一切动员工作也就愈能顺利完成。” 针对基层党建工作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党中央和地方党组织强调，要使群众工作活跃，不在于团体多，会议多， 要少去召开那些开不成的会，多用些时间到民众夜校或类似这样的组织中去接近民众。要靠说服而不是靠强迫，来引导群众。1943年4月，周恩来生在《怎样做一个好的领导者》的报告提纲中明确指出：“领导党的方式和领导群众的方式是不同的，领导群众的方式和态度要使他们不感觉我们是在领导。”“领导群众的基木方法是说服，决不是命令。”领导群众和结交朋友，领导者自己要起模范作用。”党中央的指示下达后，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行政化色彩极浓的活动方式，群众工作活跃起来了，支部得到了巩固，基层党组织的领导骨干在群众运动中得到了锻炼。
应该说，基层党组织充分利用基层社会组织的“生态环境”，加强二者的互动，抓住了基层党组织的核心特点――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基层的组织。因此，基层党组织的发展和离不开党组织所处的环境，基层党组织的活动方式也要适合系统环境的变化。基层党组织作为非行政组织，非权力影响力是基层党组织在基层社会生存、活动和发展的主要方式，也是凝聚基层社会，整合各方力量的重要手段。这是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又一条重要经验。新世纪新阶段，基层党组织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直接掌握的资源越来越少，行政化功能逐步剥离出来。同时，基层自治和公民社会进一步发展，基层社会独立性日趋增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非权力影响力开展基层党组织与基层社会的互动显得尤为重要。延安时期基层党建的历史经验，无疑对我们具有启迪意义。
注释：
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37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4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年版，第473页。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93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66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683―684页。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1921―1949）》第1卷（下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2年版，第642页。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03页。
中共中央党校党章研究课题组：《中国共产党章程编介》，党建读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191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9―20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92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9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68页。
参阅李申然：《论环县事变的教训》，《共产党人》1940年7月第8期。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中央西北局文件汇集(1943年)》（甲4），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06页。
中央档案馆、陕西省档案馆：《中共陕甘宁边区党委文件汇集( 1940一1941)》，（甲2）
内部馆存本，1994年，第282页。
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报告》，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206―207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转引自张怀满：《党在延安时期的历史经验》，《学习时报》2005年第303期。
转引自祝灵君：《陕甘宁边区的民主化实践》，《学习时报》2005年第301期。
《陕甘宁边区政府文件选编》第1辑，档案出版社1986年版，第133页。
转引自张志明：《没有民主就没有先进性》，《学习时报》2005年第303期。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155―157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75页。
《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78―179页。
《邓小平文选》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8―9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52页。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513―516页。
《解放日报》1939年12月30日。
《解放日报》1941年10月28日。
《解放日报》1944年5月10日。
中共盐池县党史办：《陕甘宁边区概述》，宁夏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版，第１２２页。
《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社会教育部分》（上），第193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2页。
《陈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