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 耀 宏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发动了一场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的开展，是中共历史上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的一次创造性的成功实践。它的开展对于中共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从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开始，到1942年2月整风运动全面发动后转入整风学习为止。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1]（p184）的所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笔者认为，探究其历史脉络，厘清其开展原由，研究其历史价值，无疑是必要的。
一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走进延安后，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建设实际，做出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这场学习运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是学习运动兴起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p533） 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2]（p533）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3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3]（p10）并要求把学习作为检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同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4](p124―125)会后全党的学习运动全面开始，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做出规定，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和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同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5]。为了使学习运动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先后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1940年5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总结检查活动，通过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进一步明确了思路，保证了学习运动的有序推进。
（二）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是学习运动深入开展阶段。从1940年6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到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前。这一阶段主要是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加强对干部的策略教育，引导干部研究时事政策等当时的实际问题。加强策略教育，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他指出：“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6] (p13―14) 随后，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以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为了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1940年10月20日，中宣部还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外，特别强调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规定提高干部学习质量必须采取诸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的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执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学习方法，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坚决摒弃敷衍塞责、好高骛远、形式主义等倾向，要求“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7]（p117） 通过这些措施使干部的学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三）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是学习运动改革完善阶段。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前后，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止。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改革延安的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批评了干部教育与研究工作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脱离实际的缺点，提出了改造干部学习的三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p802）为学习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职干部应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同时，必须加强时事与政策的学习。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学习业务的要求，把在职干部的学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同时针对干部学习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现象，实施一系列改革，其着力点主要是纠正在学习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全党干部的学习教育纳入到了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此后，1942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制定《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1943年1月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等，都强调各级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经常给以关心、检查、指导和帮助。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广大干部学习的不断深化。
二
中共中央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把学习作为全党的任务，投入极大的精力，领导开展这场学习运动呢？弄清开展学习运动的原由，对于认识学习运动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开展学习运动是克服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成立以后，就立即领导中国人民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并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但也曾出现过大的挫折和失败，严重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1940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讲话时强调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个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8]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1]（p177）
其次，开展学习运动是解决“本领恐慌”，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需要。为了培养大量干部，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抽调大批干部进入各类学校，进行培养和系统教育。但是，大多数（90%以上）干部还是处在工作岗位中。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月，不可能再用更多的财力与人力去创办更多的干部学校，只能是在职干部在其工作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边教育。而这种学习教育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9]（p756―757）毛泽东曾指出：开展学习运动“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是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得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1]（p177-178）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我们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样的战略考虑，中共中央领导开展了这场学习运动。
再次，开展学习运动是“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1935年12月落脚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就在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0]（p620-621） 按照瓦窑堡会议的部署，党把发展党员、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开展。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但在大量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出现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突击入党、审查不严等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关乎党能否完成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与此同时，在当时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相当数量的干部没有真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本领，这些都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1]（p179） 而开展学习运动，就是要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和各级干部素质，使党保持先进性，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确保党能够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
三
学习运动的开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场学习运动对于中共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学习运动的开展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开展党的建设的。究竟应当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建党之路，这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目标，按照推进“伟大的工程”的战略思路加强党的建设。在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中，针对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党内的主要矛盾的客观实际，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加强学习作为党的建设工作总体部署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推进。可以说，正是通过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提高，更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克服了党内许多人“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的思维定势，适应了中共建设大党历史任务的需要，使党在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里，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学习运动的开展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推进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们党内曾发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知识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又出现王明右倾错误，严重影响党的工作。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基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为中共在思想上清除“左”右倾错误，向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开炮，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提供了组织保证。然而，清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并不是一朝一日的事，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以开展学习运动为突破口，通过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素养，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悟力、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力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把握力，无疑是最佳路径选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适时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2]（p532+3） 正是通过学习运动使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与了解，为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再次，学习运动的开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一落脚陕北，就在瓦窑堡会议上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牢牢把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这是极富远见的战略举措。为了培养和造就干部，中共恢复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走进延安之后，适应全面抗战新形势的到来，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共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发动学习运动，又广泛深入地开展干部的在职教育。这样就形成了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新格局。而学习运动又是二者有效对接，形成相辅相成、整体推进的干部教育工作局面。通过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各级各类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重视学习的理念，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本领，所有这些都对中共产生了重要的长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4] 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J]，《共产党人》,1940,(6).
[6] 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A].中央党史资料第18辑[C]，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7]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A]，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8] 新中华报,1940-6-28.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摘要：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发动了一场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的在职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的开展，是中共历史上提高干部理论素养、知识储备和工作能力的一次创造性的成功实践。它的开展对于中共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卓有成效地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领导开展了一场深入持久的干部学习运动。这场学习运动从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向全党发出开展学习竞赛号召开始，到1942年2月整风运动全面发动后转入整风学习为止。学习运动“是包括党、政、军、民、学的，民众团体中的工作干部和学校里的工作干部都在内”[1]（p184）的所有在职干部学习运动。笔者认为，探究其历史脉络，厘清其开展原由，研究其历史价值，无疑是必要的。
一
中共中央经过长征到达陕北走进延安后，根据抗战全面爆发后革命形势的变化和党的建设实际，做出关于开展学习运动的决定。这场学习运动大体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
（一）1938年10月至1940年6月，是学习运动兴起阶段。1938年10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强调指出：“指导一个伟大的革命运动的政党，如果没有革命理论，没有历史知识，没有对于实际运动的深刻的了解，要取得胜利是不可能的。”[2]（p533） 为此，他向全党发出号召：“普遍地深入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任务，对于我们，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大问题。我希望从我们这次中央全会之后，来一个全党的学习竞赛，看谁真正的学到了一点东西，看谁学的更多一点，更好一点。” [2]（p533） 六中全会后，毛泽东进一步阐发全党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必要性与紧迫性。1938年12月13日，他在中央组织部召开的延安党政军民团体检查工作的干部会议上讲话时说：“加紧学习，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革命运动及中国历史，从中央委员会各级干部研究较高深的理论起，一直到各机关事务人员学习文化为止”，[3]（p10）并要求把学习作为检查干部工作的重要内容。同年12月25日，延安《新中华报》根据毛泽东讲话精神，发表《一刻也不要放松了学习》的社论，指出：今天我们是处在一个伟大的时代里，是中国历史转变的关键。要在这个空前的历史战争中，求得自己的生存，我们必须努力学习。为了加强对学习运动的组织领导，中共中央于1939年2月17日专门成立了干部教育部，以张闻天、李维汉为正、副部长。同年5月20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公学礼堂举行学习动员大会，毛泽东到会讲话，他指出：我们党根据历来的经验和目前的环境，在最近发起了两个运动，一个是生产运动，一个是学习运动，这两个运动都有普遍的和永久的意义。大家都要学到底，把全党办成一个大学校。[4](p124―125)会后全党的学习运动全面开始，1940年1月3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对干部教育的方针、课程与在职干部的学习做出规定，强调全党干部都应当学习和研究马列主义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运用。要求各级组织的领导干部，尤其是主要领导干部必须以身作则地领导和提倡其他干部的学习。同年3月24日，中共中央又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作为《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的补充，决定“五月五日马克思生日为学习节”[5]。为了使学习运动向纵深推进，中共中央相关部门先后于1939年8月、1940年1月、1940年5月组织了三次大规模的总结检查活动，通过总结经验，寻找差距，进一步明确了思路，保证了学习运动的有序推进。
（二）1940年6月至1941年5月，是学习运动深入开展阶段。从1940年6月举行在职干部教育周年总结大会到1941年5月毛泽东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前。这一阶段主要是提高学习质量，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的能力，加强对干部的策略教育，引导干部研究时事政策等当时的实际问题。加强策略教育，是毛泽东亲自倡导的。他指出：“党内至今还有许多干部不懂得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他们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各种错误便从此发生。因此，全党必须加强进行策略教育，克服干部把问题简单化的现象，党应当把这种策略教育列入干部教育的正式课程，并作为成绩考核的重要标准。”[6] (p13―14) 随后，1940年8月13日，中央宣传部发出《关于加强干部策略教育的指示》，要求在职干部，必须学习中共中央的决议、《决定》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策略的报告、党报上的重要文章，以提高干部策略思想，使干部真正掌握党的路线，学会在各种环境、各种情况中坚定灵活地贯彻党的路线，不迷失方向。为了培养干部的阅读能力和独立思考能力，1940年10月20日，中宣部还发出《关于提高延安在职干部教育质量的决定》。这个决定除了坚决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加强策略教育的指示外，特别强调参加学习的干部必须养成细心阅读和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还规定提高干部学习质量必须采取诸如充实和加强对学习的指导，及时的解答疑难问题和有争执的问题，研究和总结各门功课的教授方法、学习方法，把马列主义的理论学习与干部担任的实际工作结合起来等措施。坚决摒弃敷衍塞责、好高骛远、形式主义等倾向，要求“必须在学习上力求嚼得烂，懂得透。”[7]（p117） 通过这些措施使干部的学习质量有了很大提高。
（三）1941年5月至1942年2月，是学习运动改革完善阶段。从1941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上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到1942年2月毛泽东在中央党校开学典礼上作《整顿党的作风》演说前后，全党普遍开展整风运动止。这一阶段的主要任务是按照中央和毛泽东的一系列指示，改革延安的干部教育和在职干部教育。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中，充分肯定了干部教育和研究工作所取得的成绩，批评了干部教育与研究工作不注重研究现状、不注重研究历史、不注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应用等脱离实际的缺点，提出了改造干部学习的三点建议，特别是提出对于在职干部的教育和干部学校的教育，“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2]（p802）为学习运动指明了正确的方向。1942年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决定》，提出在职干部应努力学习业务、学习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理论。同时，必须加强时事与政策的学习。这个决定第一次提出学习业务的要求，把在职干部的学习推进到一个新水平。同时针对干部学习中存在的理论与实际、所学与所用脱节现象，实施一系列改革，其着力点主要是纠正在学习运动中存在的教条主义倾向。整风运动全面开始后，全党干部的学习教育纳入到了整风运动的轨道进行。此后，1942年4月4日，中央组织部制定《关于延安几种干部培养与使用的决定》，1943年1月1日，中央又作出《关于征调敌后大批干部来陕甘宁边区保留培养的决定》等，都强调各级组织必须把干部教育放在党的重要工作地位上来，经常给以关心、检查、指导和帮助。这些都有力地保证了广大干部学习的不断深化。
二
中共中央为什么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中，在物质极度匮乏的条件下，把学习作为全党的任务，投入极大的精力，领导开展这场学习运动呢？弄清开展学习运动的原由，对于认识学习运动的必要性及其历史价值是十分必要的。
首先，开展学习运动是克服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提高全党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需要。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党成立以后，就立即领导中国人民投入到火热的斗争中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共产党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和丰富的经验，并日益发展和巩固起来。但也曾出现过大的挫折和失败，严重暴露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准备不足和马列主义水平不高的弱点。1940年6月，毛泽东在延安新哲学会第一届年会讲话时强调指出：“理论这件事是很重要的，中国革命有了许多年，但理论活动仍很落后，这是个大缺憾。要知道革命如不提高革命理论，革命胜利是不可能的。”“必须承认现在我们的理论水平还是很低全国的理论水平是很低，大家才能负起克服这种现象的责任。”[8] 毛泽东认为：“我们共产党要领导革命。共产党在全国的党员过去是几万个，现在有几十万，将来会有几百万，这几十万、几百万共产党员要领导几千万、几万万人的革命，假使没有学问，是不成的，共产党人就应该懂得各种各样的事情。因此，要领导革命就须要学习，这是我们发起学习运动的原因之一”。[1]（p177）
其次，开展学习运动是解决“本领恐慌”，不断提高干部素质和能力的需要。为了培养大量干部，中共中央在延安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抽调大批干部进入各类学校，进行培养和系统教育。但是，大多数（90%以上）干部还是处在工作岗位中。在艰苦的抗日战争年月，不可能再用更多的财力与人力去创办更多的干部学校，只能是在职干部在其工作岗位上边工作边学习边教育。而这种学习教育又是不可或缺的。正因为如此，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决议指出：“为了保证共产党员能在抗战建国大业中起其应有的作用，为了使共产党扩大发展成为能担当抗战建国大业中一部分光荣任务的巨大力量，必须大批培养和提拔有胆有识能作能为的党员干部和非党员干部，并且最适当地使用教育和爱护这些干部。必须加紧认真地提高全党理论水平，自上而下一致地努力学习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学会灵活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及国际经验应用到中国每个实际斗争中来。”[9]（p756―757）毛泽东曾指出：开展学习运动“是工作中的缺陷迫切需要克服。”“我们队伍里边有一种恐慌，不是经济恐慌，也不是政治恐慌，而是本领恐慌。”他强调：“我们的干部要是工作做得好，就要多懂一点，单靠过去懂得一点还不够，那只是一知半解，工作虽然可以做，但是要把工作做得比较好，那就不行，要工作做得好，一定要增加他们的知识。无论党、政、军、民、学的干部，都要增加知识，才能把工作做得更好。”[1]（p177-178） 由此可见，正是基于增强党的各级干部驾驭复杂局面的能力，使我们党能够在民族解放战争中发挥中流砥柱的作用这样的战略考虑，中共中央领导开展了这场学习运动。
再次，开展学习运动是“改善工作和建设大党”，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需要。1935年12月落脚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就在瓦窑堡召开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根据形势和任务的变化，明确提出：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全民族的先锋队，“能否为党所提出的主张而坚决奋斗，是党吸收新党员的主要标准”。[10]（p620-621） 按照瓦窑堡会议的部署，党把发展党员、巩固和扩大党的组织作为一项战略任务来开展。1938年3月15日，中共中央专门作出《关于大量发展党员的决议》。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党的组织和党的队伍得到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共产党员人数已从全国抗战开始的4万多发展到50余万，党的组织已从狭小的圈子走了出来，成为具有广泛群众基础的大党。但在大量发展新党员过程中，出现了追求数量忽视质量、突击入党、审查不严等问题，因此，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巩固党，成为关乎党能否完成政治任务的决定因素。为此，1939年8月2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关于巩固党的决定》。决定强调：巩固党的中心一环，是加强党内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阶级教育和党的教育。与此同时，在当时党内还存在着严重的教条主义倾向，相当数量的干部没有真正掌握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本领，这些都阻碍着党的正确路线的贯彻和执行。毛泽东曾指出：“我们要建设大党，我们的干部非学习不可。学习是我们注重的工作，特别是干部同志，学习的需要更加迫切，如果不学习，就不能领导工作，不能改善工作与建设大党。”[1]（p179） 而开展学习运动，就是要巩固党的组织，增强党员和各级干部素质，使党保持先进性，大大提高党的战斗力，确保党能够更好地肩负起领导民族解放和人民解放的神圣使命。
三
学习运动的开展无疑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应该说这场学习运动对于中共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
首先，学习运动的开展为推进党的建设“伟大的工程”奠定了坚实基础。中国共产党是在农民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占绝大多数的条件下、在同资产阶级又联合又斗争的复杂环境中和在武装斗争的过程中开展党的建设的。究竟应当走出一条什么样的建党之路，这是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要课题。在延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共产党人，围绕“建设一个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建目标，按照推进“伟大的工程”的战略思路加强党的建设。在党的建设的总体部署中，针对无产阶级思想与非无产阶级思想之间的矛盾是党内的主要矛盾的客观实际，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首位，把加强学习作为党的建设工作总体部署中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来推进。可以说，正是通过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全党马列主义理论水平普遍提高，更加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运用理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显著提高，克服了党内许多人“没有文化照样干革命”的思维定势，适应了中共建设大党历史任务的需要，使党在领导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在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环境里，始终保持了旺盛的斗志和蓬勃的生机与活力。
其次，学习运动的开展为延安整风运动的成功推进创造了条件。众所周知，在二十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初，我们党内曾发生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共产国际知识和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左”倾错误，给中国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危害，抗战爆发后的一段时间内，党内又出现王明右倾错误，严重影响党的工作。1938年党的六届六中全会召开，基本克服了王明的右倾错误，毛泽东在中国共产党党内的领袖地位进一步确立，这为中共在思想上清除“左”右倾错误，向党内存在的严重的主观主义开炮，冲破教条主义的束缚和禁锢提供了组织保证。然而，清除“左”右倾错误的影响，并不是一朝一日的事，需要具备一定的主客观条件，而以开展学习运动为突破口，通过学习提高广大党员和各级干部的理论素养和知识素养，增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领悟力、对中国国情的认知力和对中国革命规律的把握力，无疑是最佳路径选择。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提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同时，适时向全党发出了开展学习竞赛的号召。要求“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克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的理论，都要研究我们民族的历史，都要研究当前运动的情况和趋势；并经过他们教育那些文化水准较低的党员。”[2]（p532+3） 正是通过学习运动使全党提高了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增强了政治洞察力和鉴别力，深化了对国情的认识与了解，为整风运动的成功开展创造了重要条件。
再次，学习运动的开展为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造就了一大批德才兼备的干部队伍。“政治路线确定之后，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中共中央一落脚陕北，就在瓦窑堡会议上针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确立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牢牢把握住了政治上的主动权。瓦窑堡会议决议指出：党必须大量培养干部，使成千上万的干部到各方面的战线上去，在实际斗争中学习和锻炼，这样，才能适应新的大革命的需要。这是极富远见的战略举措。为了培养和造就干部，中共恢复了中央党校、红军大学。走进延安之后，适应全面抗战新形势的到来，在那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中共创办了30余所干部学校。六届六中全会之后，发动学习运动，又广泛深入地开展干部的在职教育。这样就形成了干部学校教育和在职教育相结合的大规模培训干部的新格局。而学习运动又是二者有效对接，形成相辅相成、整体推进的干部教育工作局面。通过学习运动的开展，使各级各类干部不仅学到了理论、文化和技术，更重要的是确立了重视学习的理念，养成了学习的习惯，提高了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与本领，所有这些都对中共产生了重要的长久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毛泽东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2] 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3] 延安整风运动纪事[M]，北京：求实出版社,1982.
[4] 毛泽东年谱中卷[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
[5] 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在职干部教育的指示[J]，《共产党人》,1940,(6).
[6] 李维汉,中央干部教育部与延安干部教育[A].中央党史资料第18辑[C]，北京：中央党史资料出版社，1985.
[7] 延安的在职干部教育[A]，陕甘宁边区教育资料（在职干部教育部分）[Z]，北京：教育科学出版社，1981.
[8] 新中华报,1940-6-28.
[9]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10] 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Z]，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