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学岭 张春海
[摘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来的。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继承与批判的关系，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研究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延安精神更为深切的领会和把握，也有利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发扬延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何谓文化？笔者认为，文化就是在一种或几种思想体系指导之下人们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传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经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 [1]（ p100） 延安人在创造延安精神的过程中，不可能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1 、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搏进取精神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易经》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p11） 乾指天而言，天行即日月星辰的运行。日月星辰运动不已，从不间断，似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称之曰健，亦曰刚健，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易经》的这种思想，《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孔子继承了《易经》的思想。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的学习生活态度是“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3]（P71）提倡积极入世，有时为了自己的理想竟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程度，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 [4] (P332) 荀子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后世大多数中国人都继承了这种思想，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积极变革现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程门立雪、凿壁借光、九载熬油十载寒窗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的内容之一便是在艰难苦之中敢于善于改变自身处境的积极拼搏进取的奋斗精神和状态，我们称之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需要延安精神。延安地处中国荒凉的大西北，物贫地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日寇进攻，国民党封锁，还有天灾，根据地居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为了生存、抗日、民族解放，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 [5]( P89)毛泽东认真地总结了教条主义者片面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方针，又独立自主地处理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和能力。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又顶住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去牵制日本的压力，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中共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夺取了革命、建设乃至改革的胜利。我们党现在倡导的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进一步发扬。
2 、从“地势神，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会通精神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包容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以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丰富和发展着自己。《易经》中提出“地势神，君子以厚德载物”。 [2]( P46) 意思是说：大地辽阔，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君子看到了大地的包容性，应胸襟开阔，有宽容精神，而不是鼠肚鸡肠，排斥异己。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乾遇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则利贞”。[２]( P１０)
这里所谓太和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 [4]( P5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宣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 , 辟如四时之错行 , 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遇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一所以为大也。”意为万物各行其道，共同存在，显示了一生中互相包容忍让的精神。墨家也提出了“兼爱”、“非攻”等思想。先秦时期三教九流各抒已见的局面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包容性才得以在战乱、天灾人祸中苦难而顽强地生存。这种包容性也有安于现状服从权威的奴性意识和行为，这些不好的方面是被延安精神所抛弃的。延安精神也包括为达到目的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共到陕北时，处于被围之中，而且刚经过死里逃生劫难的中共对国民党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左”倾关门主义者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仍反对与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联合，共赴国难。对蒋介石、阎锡山等更是恨之入骨。但毛泽东等就不同，认为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应主动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可以暂时利用的积极因素，比较稳定和持久非基本因素，有利于革命的国际因素都要争取，调动基本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要做的。延安时期，在延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人很杂很多，可谓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包容精神宽容心理，延安人怎会与曾经的敌人携手？延安精神的这种包容性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应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延安时期，中共逐渐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孤家寡人是不行的。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世界多样性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的发展，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我党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正也需要这种精神吗？
3 、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是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农民在国家的安定和政权的更迭中有着决定作用，因此，历代统治者及思想家都倡导“民本”、“重民”思想。从先秦到近代，三教九流几乎都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孟子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4]( P525 )意思是说，得到人民拥护就能做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民比君贵。孟子还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4]( P402)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经验教训的最初表达。孟子主张使民于时，“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七十者可以无饥矣。” [4]( P294) 孟子也向统治者说明了实施仁教的方法和好处，“地方百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4]( P297 )他告诫统治者，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荀子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6]( P152-153) 。荀子以水舟关系说明了君民关系，很有说服力。道家虽主张无为而治，但也认为应给民以相当自由，而不应过多地干涉他们，无为就可以无不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王朝，没有永远的政权，但有永久的老百姓，因此历代明君都注意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关注民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长治久安。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民本思想中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逐步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对民本思想的扬弃。我们今天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发展。
4 、从“穷则思变”、“经世致用”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传统文化着眼于现世和人事，不太关心来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界，“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3] (P113 )表明了孔子关注人事和现实的务实精神。中国人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变革意识，而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主张“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 [7]( P640 )（吕览），“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韩非子）。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出现“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积极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康有为认为“无百年不变之法” [7]( P640) 。梁启超认为“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 [7](P644 )中共也主张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中国。这些变革思想都成为解放思想的合理理论基础。不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不从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很难进步。延安精神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让人们在新的形势下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强调经世致用，如东汉王充继承了先秦“言之必可行”，“言必信，行必果”等言行结合的思想，提出“学贵能用”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使诵诗，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8]( P280) 宋明时期，又形成了“经世致用”、“经济实用”的“实学”。黄宗羲认为，学问以用得着为真，主张“经术所以经世”，大力提倡将“六经之旨与尘世之务”结合起来，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孙中山等也主张行先知后。延安精神继承了这些务实思想，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出现的实际精神，“联系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而“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则是直接继承古语，古为今用，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更可看出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影响。
此外，延安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深受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等都影响了延安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 延安精神不是在海市蜃楼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合理内核，自成系统。
〈二〉
延安精神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这种继承和发展是选择性理解、选择性吸收和选择性接受的。有选择，就说明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合延安精神发展的部分。文化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其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延安人在创造延安精神的过程中自觉的主动的批判和剔除了这些不适宜的文化部分，从而形成延安精神。
1 、批判“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不作为思想，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处境
由于人类起初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加之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靠天吃饭的人们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统治阶级又极力宣扬人命天定等糟粕思想，中国人普遍相信命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3](P125 )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佛教语）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遭遇多大的不幸，都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消极不作为，承受忍受逆来顺受，并认为这是在接受必然。在自私、狭隘、保守之外，又易于满足易于接受，不主动积极出战，或求神问卜，或等待名君清官来拯救自己，这些思想禁锢了人们的独立意识、民主作风和变革精神，以致许多变革都是觉悟的少数带领不觉悟的多数寻求出路，结果“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谭嗣同），每每遗恨千古。佛教能被中国人接受，很大原因是中国人本来就信命，读了佛经以后更觉得找到了理论依据，既然还有人受苦，我受苦也不算什么，找到了心理上一种扭曲的平衡和慰藉。
延安精神深刻批判了这种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要求人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逐步改变现状，积极有为，而不是消极等待。延安的民主精神变是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都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而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延安时期人民积极参军闹革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延安精神这种勇于敢于善于改变自身处境的拼搏进取状态是我们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今天仍要发扬。
2 、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的批判， 强调五湖四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民族的文化，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由此造成了中国人自我中心、排斥异己的思想。加之受小农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更使中国人强调“上天入地，惟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必须用同宗同族的人才可以共事，排外思想严重。“岳家军”、“戚家军”以及湘军、淮军等都强调同族同地域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使得中国人很狭隘，不能有效利用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
延安时期的中共则抛弃了这些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错误狭隘观念。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共同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曾经背叛盟友，屠杀中共，但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仍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与之联合；英美等非本族类的夷族也与日本人有利害冲突，应与之联合；其他对中日民族战争善守中立的国家和民族也要争取。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之下的人很多，真正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陷入灭顶之灾，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里要说明的是国无常仇，民无常恨，先打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为此应具备一定的包容精神，不应排除异己，只落个孤家寡人，寸步难行。
3 、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唯上主义思想的批判，强调民主自由，强调为最大多数人服务，为人民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就是天，父亦是家庭中的君，人们崇上，不敢犯上作乱。由于人身依附关系而产生的人的奴性十足，以致民主自由精神很少。报国只是报君，为人民服务只是为少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没有民主，只有服从与忍受。延安精神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服务，为多数人的利益着想，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官本位观念、封建专制、官僚主义、人治文化等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共产党员成为人民的公仆，延安时期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通过精兵简政等政策的执行，避免了“十羊九牧”的冗官局面，减轻了人民负担。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根本动力，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官僚的衣食父母，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政治道德，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是必须做的。延安精神中的民主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体现了上述思想，因此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种精神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4 、对“玄学”等纯粹形而上学的学问的批判，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由于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等因素以及一部分人的怀才不遇，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完全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玄学等，不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只是在纯理论的范围内用理论推出理论，就象西方经院哲学探讨一个针尖上有几个天使等问题，很少有实际意义。也有科举制度之下统治阶级引导人们只关心书本知识，莫谈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等 ，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延安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如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又指导了更进一步的解决实际问题。反对空谈，崇尚实干，追求实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我们这些读书人同样有用，我们要关注民生，关注国事，为人民谋利益，而不应只在书屋里生存。
总之，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和批判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延安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形成的，形成和发展后的延安精神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参考文献：
［１］王保庆 . 传统文化与党的思想建设 . 中国共产党 [J].2003.3
［２］清• 孙星衍 . 周易集解 [M]. 上海 : 上海书店 ,1987
［３］杨伯峻 . 论语译注 [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80
［４］宋•朱熹 . 四书集注 [M]. 长沙 : 岳麓书社 ,1987
［５］马玉华 . 江泽民论延安精神 . 毛泽东思想研究 [J].2003.4
［６］王先谦 . 荀子集解 ( 上 )[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98
［７］吴枫 . 中华思想宝库 . 长春 : 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0
［８］刘盼遂 . 论衡集解 [M]. 北京 : 中华书局 ,1957
[摘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来的。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深刻的影响。它们之间是继承与批判的关系，延安精神是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汇流。
延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时期培育出来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延安精神是在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形成和发展的，但中国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同样有着极为深刻的影响。研究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有助于我们对延安精神更为深切的领会和把握，也有利于对我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更好的发扬延安精神，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
〈一〉
何谓文化？笔者认为，文化就是在一种或几种思想体系指导之下人们形成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生活方式的总和。“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地理环境、经济形式、政治结构、意识形态的作用而形成的文化积累，它不仅以程式化的经典文献、制度等客观形式存在着，而且广泛地以长期历史过程中积淀而成的民族的思维模式、知识结构、价值传统、伦理规范、行为方式、审美情趣等主体形式存在着。这些文化积累以生物遗传和社会遗传的形式世代延续，已经深深融化在中华民族的思想意识和行为规范中，内化为人们的一种心理和性格，并渗透到社会政治、经济，特别是精神生活的各个领域，成为制约社会历史发展，甚至人的思想行为和日常生活的强大力量” 。 [1]（ p100） 延安人在创造延安精神的过程中，不可能置身于传统文化之外。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形成和发展有着深刻影响：
1 、从“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拼搏进取精神到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
《易经》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p11） 乾指天而言，天行即日月星辰的运行。日月星辰运动不已，从不间断，似乎有一种生生不息的力量，称之曰健，亦曰刚健，人应效法天之运行不已，而自强不息。《易经》的这种思想，《易传》有进一步的发展，提出“刚健”观念，赞扬刚健精神，“刚健而文明”，“刚健笃实辉光”。孔子继承了《易经》的思想。孔子重视“刚”的品德，他的学习生活态度是“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 [3]（P71）提倡积极入世，有时为了自己的理想竟至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程度，这是一种积极有为的人生态度。孟子提出“我善养吾浩然之气” , [4] (P332) 荀子从天人关系角度提出“制天命而胜之”的著名论断。后世大多数中国人都继承了这种思想，不畏强暴，不怕困难，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吃苦耐劳，积极变革现状。“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屈原），“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程门立雪、凿壁借光、九载熬油十载寒窗等都是这种精神的体现。中国共产党继承了中华民族刚健有为的民族精神，延安精神的内容之一便是在艰难苦之中敢于善于改变自身处境的积极拼搏进取的奋斗精神和状态，我们称之为自力更生、艰苦奋斗。
延安时期的特殊环境需要延安精神。延安地处中国荒凉的大西北，物贫地瘠，自然条件十分恶劣。加之日寇进攻，国民党封锁，还有天灾，根据地居民生活遇到极大困难。为了生存、抗日、民族解放，只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毛泽东关于独立自主、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思想在延安时期达到成熟。 [5]( P89)毛泽东认真地总结了教条主义者片面执行共产国际决议给中国革命带来严重危害的深刻教训，提出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中共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治路线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军事方针，又独立自主地处理了一系列国内外重大突发事件，显示了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后胜利的决心和能力。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时期后，根据地党政军民积极响应毛泽东主席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伟大号召，开展大生产运动，又顶住了苏联和共产国际要求中共去牵制日本的压力，形成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奋发图强”的精神。中共正是在这种精神的引导下，夺取了革命、建设乃至改革的胜利。我们党现在倡导的共产党人的蓬勃朝气、昂扬锐气、浩然正气也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的进一步发扬。
2 、从“地势神，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包容会通精神到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包容精神
中国传统文化有着非凡的包容会通精神，以这种包容会通精神丰富和发展着自己。《易经》中提出“地势神，君子以厚德载物”。 [2]( P46) 意思是说：大地辽阔，无所不包，无所不容，君子看到了大地的包容性，应胸襟开阔，有宽容精神，而不是鼠肚鸡肠，排斥异己。儒家宣扬“和”的观念，“周易大传”提出“太和”观念，“乾遇变化，各正性命。保合太和，则利贞”。[２]( P１０)
这里所谓太和指自然界万物并存共育的景况。 [4]( P5 )《中庸》云：“仲尼祖述尧舜，宣章文武，上律天时，下袭水土。辟如天地之无不持载，无不覆帱 , 辟如四时之错行 , 如日月之代明。万物并遇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一所以为大也。”意为万物各行其道，共同存在，显示了一生中互相包容忍让的精神。墨家也提出了“兼爱”、“非攻”等思想。先秦时期三教九流各抒已见的局面本身就说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大包容性。中华民族正是因为有了强大的包容性才得以在战乱、天灾人祸中苦难而顽强地生存。这种包容性也有安于现状服从权威的奴性意识和行为，这些不好的方面是被延安精神所抛弃的。延安精神也包括为达到目的而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的包容会通精神。中共到陕北时，处于被围之中，而且刚经过死里逃生劫难的中共对国民党有一种强烈的仇恨心理。“左”倾关门主义者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情况下仍反对与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联合，共赴国难。对蒋介石、阎锡山等更是恨之入骨。但毛泽东等就不同，认为大敌当前，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应主动摒弃前嫌，与国民党再次合作，“兄弟阋于墙而外御其侮”。可以暂时利用的积极因素，比较稳定和持久非基本因素，有利于革命的国际因素都要争取，调动基本的积极因素，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这些方面的工作都是要做的。延安时期，在延安为中国革命和世界和平而奋斗的人很杂很多，可谓三教九流，五湖四海。如果没有一种强烈的包容精神宽容心理，延安人怎会与曾经的敌人携手？延安精神的这种包容性是以往研究中所忽视的，应注意这方面的研究。延安时期，中共逐渐由弱变强，由小变大，最终取得革命的胜利，孤家寡人是不行的。我们今天所倡导的世界多样性也是对传统文化的包容精神的发展，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也是我党包容性的重要体现。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正也需要这种精神吗？
3 、从“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民本思想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
中国是农业大国，小农经济如汪洋大海。农民在国家的安定和政权的更迭中有着决定作用，因此，历代统治者及思想家都倡导“民本”、“重民”思想。从先秦到近代，三教九流几乎都对此有自己的见解。孟子阐述他的“政在得民”的“仁政”学说。孟子说“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是故得乎丘民而为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得乎诸侯为大夫”。 [4]( P525 )意思是说，得到人民拥护就能做天子，得乎天子而为诸侯，民比君贵。孟子还认为“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 [4]( P402) 这就是后世所说的“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经验教训的最初表达。孟子主张使民于时，“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七十者可以无饥矣。” [4]( P294) 孟子也向统治者说明了实施仁教的方法和好处，“地方百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 [4]( P297 )他告诫统治者，只有体恤民情，解民疾苦，争取民心，国家政权才能够长治久安。荀子讲“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 [6]( P152-153) 。荀子以水舟关系说明了君民关系，很有说服力。道家虽主张无为而治，但也认为应给民以相当自由，而不应过多地干涉他们，无为就可以无不为。几千年的历史告诉我们，没有永远的王朝，没有永远的政权，但有永久的老百姓，因此历代明君都注意体察民情，爱惜民力，关注民生，采取一些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政策，使人民安居乐业，使国家长治久安。
延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吸取了民本思想中应体恤民情的合理因素，逐步发展成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以及党的群众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延安精神的核心，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政治道德，是中国共产党人的价值取向。在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斗争中，党始终坚持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就是对民本思想的扬弃。我们今天高举“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加快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也可以说是民本思想的发展。
4 、从“穷则思变”、“经世致用”到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中国传统文化着眼于现世和人事，不太关心来世和人事以外的自然界，“天道远，人道迩。”孔子认为“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未知生，焉知死。” [3] (P113 )表明了孔子关注人事和现实的务实精神。中国人善于处理实际事务，同时也有着强烈的变革意识，而不是因循守旧，不思进取。主张“穷则思变，变则通，通则久”，认为“治国无法则乱，守而弗变则悖” [7]( P640 )（吕览），“治世不一道，变国不法古”（韩非子）。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出现“三千年来未有之大变局”。中国的先进分子都在积极寻找变革图强的道路。康有为认为“无百年不变之法” [7]( P640) 。梁启超认为“法何以必变？凡在天地之间者，莫不变。……故夫变者，古今之公理也”，“变亦变，不变亦变”。 [7](P644 )中共也主张改变旧世界，创造新中国。这些变革思想都成为解放思想的合理理论基础。不变革旧的思想观念，很难接受新生事物；不从教条主义中摆脱出来，很难进步。延安精神强调解放思想，是为了让人们在新的形势下认识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中国革命作出贡献。中华民族传统文化还强调经世致用，如东汉王充继承了先秦“言之必可行”，“言必信，行必果”等言行结合的思想，提出“学贵能用”说“凡贵通者，贵其能用之也，即使诵诗，读诗讽术，虽千篇以上，鹦鹉能言之类也。” [8]( P280) 宋明时期，又形成了“经世致用”、“经济实用”的“实学”。黄宗羲认为，学问以用得着为真，主张“经术所以经世”，大力提倡将“六经之旨与尘世之务”结合起来，做到“大者以治天下，小者以为民用”。孙中山等也主张行先知后。延安精神继承了这些务实思想，是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出现的实际精神，“联系群众，不尚空谈”（毛泽东），“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陈云）。而“实事求是”这个概念则是直接继承古语，古为今用，并赋予新的时代含义，更可看出传统文化对延安精神的深刻影响。
此外，延安精神中的爱国主义情怀也深受传统爱国主义精神的影响，如“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诸葛亮）、“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文天祥）等都影响了延安爱国主义精神的形成。 延安精神不是在海市蜃楼的基础上形成的，它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一部分合理内核，自成系统。
〈二〉
延安精神的形成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与发展的关系，但这种继承和发展是选择性理解、选择性吸收和选择性接受的。有选择，就说明传统文化中有不适合延安精神发展的部分。文化千姿百态，包罗万象，其中不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延安人在创造延安精神的过程中自觉的主动的批判和剔除了这些不适宜的文化部分，从而形成延安精神。
1 、批判“死生有命，富贵在天”的消极不作为思想，强调自力更生，依靠自己的力量改变自身的处境
由于人类起初征服自然的能力不强，加之处于小农经济状态下靠天吃饭的人们很难主宰自己的命运，统治阶级又极力宣扬人命天定等糟粕思想，中国人普遍相信命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 [3](P125 )冥冥之中一切自有定数，不是靠个人的努力就可以改变，“生前枉费心千万，死后空持手一双”。（佛教语）无论发生天灾还是人祸，遭遇多大的不幸，都认为这是命中注定的。这就导致了一部分人消极不作为，承受忍受逆来顺受，并认为这是在接受必然。在自私、狭隘、保守之外，又易于满足易于接受，不主动积极出战，或求神问卜，或等待名君清官来拯救自己，这些思想禁锢了人们的独立意识、民主作风和变革精神，以致许多变革都是觉悟的少数带领不觉悟的多数寻求出路，结果“有心杀敌，无力回天”（谭嗣同），每每遗恨千古。佛教能被中国人接受，很大原因是中国人本来就信命，读了佛经以后更觉得找到了理论依据，既然还有人受苦，我受苦也不算什么，找到了心理上一种扭曲的平衡和慰藉。
延安精神深刻批判了这种听天由命的落后思想，要求人们通过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依靠自己的力量来逐步改变现状，积极有为，而不是消极等待。延安的民主精神变是要求人民当家作主，每个人都通过参加政治活动而作自己命运的主人。延安时期人民积极参军闹革命，是因为他们看到了通过自身的努力而改变自身处境的希望。延安精神这种勇于敢于善于改变自身处境的拼搏进取状态是我们民族乃至世界的精神财富，今天仍要发扬。
2 、对“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思想的批判， 强调五湖四海，调动一切积极因素
中国传统文化是大陆民族的文化，从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中获得了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由此造成了中国人自我中心、排斥异己的思想。加之受小农经济、宗法观念的影响，更使中国人强调“上天入地，惟我独尊”，“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必须用同宗同族的人才可以共事，排外思想严重。“岳家军”、“戚家军”以及湘军、淮军等都强调同族同地域的重要性，这种思想使得中国人很狭隘，不能有效利用许多本来可以利用的资源。
延安时期的中共则抛弃了这些惟我独尊、排斥异己的错误狭隘观念。延安时期，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必须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进行共同抗日。民族资产阶级、大资产阶级曾经背叛盟友，屠杀中共，但其在日本侵略者面前，仍有“守土抗战之责任”，应与之联合；英美等非本族类的夷族也与日本人有利害冲突，应与之联合；其他对中日民族战争善守中立的国家和民族也要争取。通过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在中共领导和影响之下的人很多，真正使日本侵略者陷入中国人民乃至世界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陷入灭顶之灾，从而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这里要说明的是国无常仇，民无常恨，先打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为此应具备一定的包容精神，不应排除异己，只落个孤家寡人，寸步难行。
3 、对“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等封建唯上主义思想的批判，强调民主自由，强调为最大多数人服务，为人民服务。
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就是天，父亦是家庭中的君，人们崇上，不敢犯上作乱。由于人身依附关系而产生的人的奴性十足，以致民主自由精神很少。报国只是报君，为人民服务只是为少数统治阶级的既得利益集团服务；没有民主，只有服从与忍受。延安精神强调为人民服务，为最大多数的劳苦大众服务，为多数人的利益着想，强调民主的重要性，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对官本位观念、封建专制、官僚主义、人治文化等都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使共产党员成为人民的公仆，延安时期出现“只见公仆不见官”的良好局面。通过精兵简政等政策的执行，避免了“十羊九牧”的冗官局面，减轻了人民负担。人民群众是变革社会的决定力量，是推动社会前进的最根本动力，是社会物质、精神财富的创造者，是官僚的衣食父母，因此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只是一种政治宣传或政治道德，而是一种现实的需要，是必须做的。延安精神中的民主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体现了上述思想，因此有着历史和现实的合理性，这种精神应进一步发扬光大。
4 、对“玄学”等纯粹形而上学的学问的批判，形成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
由于统治阶级的高压政策等因素以及一部分人的怀才不遇，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一部分完全形而上学的东西，如玄学等，不注重研究实际问题，只是在纯理论的范围内用理论推出理论，就象西方经院哲学探讨一个针尖上有几个天使等问题，很少有实际意义。也有科举制度之下统治阶级引导人们只关心书本知识，莫谈国事，“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只为稻粱谋”（龚自珍）等 ，严重阻碍了中国现实问题的关注与解决。延安精神要求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如白求恩精神、张思德精神、南泥湾精神、整风精神都是在解决实际问题过程中形成又指导了更进一步的解决实际问题。反对空谈，崇尚实干，追求实效，“坐而言不如起而行”。延安精神中的实事求是精神对我们这些读书人同样有用，我们要关注民生，关注国事，为人民谋利益，而不应只在书屋里生存。
总之，延安精神与中国传统文化是继承和批判的关系，是扬弃的关系，延安精神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而形成的，形成和发展后的延安精神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发扬和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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