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 延 虎
内容提要：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选择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决定性因素，对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也是确定红军作战行动方针和向外发展的依托。
陕甘根据地是谢子长、刘志丹等领导红二十六军、二十七军经过多年奋斗创建的，也是土地革命战争硕果仅存的一块革命根据地。到1935年秋，这块根据地横跨陕北和陕甘边，面积3万平方公里，人口90万，建立了20多个县级苏维埃政府，主力红军5000人。在从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转折的历史关头，陕甘根据地究竟发生了怎样的作用，所有的党史著作，包括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都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肯定的结论。然而，毛泽东在公开场合多次论述了这个问题。1945年2月15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的报告中，毛泽东指出：“陕甘宁边区的作用非常大，我说它是中国革命的一个枢纽，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万里长征，脚走痛了，跑到这个地方休息一下，叫做落脚点。同时又是出发点，长征结束以后，起是从这个地方起的，转也是从这个地方转的。抗战以来，我们的队伍除新四军外，都是从这里出发的。[1]（p265） 1945年4月21日，毛泽东在七大预备会议上的报告中又强调：“有人说陕北这地方不好，地瘠民贫。但是我说，没有陕北那就不得下地。我说陕北是两点，一个是落脚点，一个是出发点。” [1]（p297） 这是对陕甘根据地历史作用客观的但被史学界长期忽视的重要评价，其中包含着非常丰富的涵义。
首先，硕果仅存的陕甘根据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选择红军长征落脚点的决定性因素
1935年9月27日，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根据从国民党地方报纸上了解到的消息作出党中央落脚陕北的决定。谈起这件事，人们往往夸大了消息自身的意义，而忽视了它发生作用的特殊历史背景。事实上，陕甘苏区的作用在中共中央眼里是有一个变化过程的。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决定：我们的战略方针是集中主力向北进攻，“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然而，围绕着北上还是南下的争论却始终没有停止。8月初，沙窝会议重申两河口会议决定时，第一次把“红二十五、二十六军及二十九军在川陕甘三省的活跃”，作为红一、红四方面军担当起创造川陕甘根据地历史任务的有利条件之一。[2]（p527）8月20日，毛儿盖会议强调北上东出以岷州为中心之洮河流域方针，列举的理由第一条就是：“我们能够同二十五、二十六军，及通南巴游击区取得配合，协同动作及汇合，并给在这个地区中开展着的游击运动以帮助、组织、领导，联系存在于陕甘边之苏区与游击区域，成为一片的苏区。” [2]（p543-544）9月8日晚22时，党中央在力促张国焘北进的电报中仍然指出：目前红军行动是处在最严重关头，“务望兄等熟思深虑，立下决心”，“改道北进”，并告以行动计划：“拟于右路军中抽出一部，先行出动，与二十五、六军配合，吸引敌人追随他们，以利我左路军进入甘南，开展新局。”[2]（p550）由此可见，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不仅知道红26军和陕甘苏区，而且将其作为配合红一、四方面军联手创建川陕甘苏区的一枚棋子。
陕甘苏区地位的凸现，是在张国焘企图危害党中央之后。9月9日，坚持南下的张国焘背着党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毛泽东得此消息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党中央率红一、红三军立即北上，脱离险境。这一变故，使创建川陕甘苏区的计划化为泡影，下一步的行动方针却迫在眉睫。9月12日召开的俄界会议认为：党中央应该继续坚持北上的战略方针，而“当前的基本方针，是要经过游击战争，打通同国际的联系，整顿和休养兵力，扩大红军队伍，首先在与苏联接近的地方创造一个根据地，将来向东发展”。[3]（p473）张闻天在总结发言中说：“因为一、四方面军分开，我们的力量削弱了，所以我们的战略方针不能不有变更。在陕甘创造根据地，建立全国革命中心，在目前是较少可能，所以目前战略方针，是用游击战争来打通国际联系，更大规模的来进行国内战（斗）争，而不是得不到国际的帮助，我们就没有办法。” [4]（p265）应该说，这是一个没底的行动计划，毛泽东在会议上甚至作了最坏的打算：“即使给敌人打散，我们也可以做白区工作” [5]（p300）。谢觉哉也曾回忆说：“过了大雪山的时候，毛主席找我和徐老、林老、董老谈话说，看来咱们的部队是要长期无后方地打游击。你们年纪大了，在部队上长期拖下去，会把你们拖死的。到了甘肃以后，你们可以自找掩护关系，到白区去做党的地下工作，请要予作考虑。”[6]（p74）这个话的具体时间不明确，但多方面分析应该也只能是在俄界会议之后。因为，“长期无后方打游击”是俄界会议确定的方针，9月18日毛泽东同陕甘支队第一纵队翻越岷山（又名大刺山），9月20日在甘南哈达铺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同意张闻天提出的“设法派人与白区取（得）联系，建立白区工作”的意见，并决定派谢觉哉、毛泽民去新疆建立交通站，“可能的话与国际接头”。[4]（p267）之后，载有陕北红军消息的那些报纸才转到了毛泽东、张闻天、博古的手里。
值得注意的是，俄界会议确定的基本方针，并没有像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考虑陕甘苏区和红26军的因素。其中的原因还没有材料能做出准确说明，一个合理的解释就是陕甘苏区的实际情况究竟咋样，很不明确。如果作为战略配合的一枚棋子，那无防大局；但要作为安身立命的依托，就是极其危险的。在这种情况下，在哈达铺找到的报纸（徐向前说是《山西日报》，谢觉哉说是7月某日的《晋阳日报》，还有一种说法是天津《大公报》）就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报载：“陕北刘志丹赤匪部已占领六座县城，拥有正规军五万余人，游击队、赤卫军、少先队二十余万人，窥视晋西北，随时有东渡黄河的危险性。”[6]（p74）“全陕北二十三县几无一县不赤化，完全赤化者八县，半赤化者十余县。现在共党力量已有不用武力即能扩大区域威势。”这些报道明显地夸大了陕北红军的数量，但真实地披露了陕北苏区6月下旬结束的第二次反围剿的辉煌战果，让人相信陕北的确“有相当大的一片苏区和相当数量的红军”[3]（p476）。对于处在困境之中的中央红军来说，这无疑是雪中送炭。俄界会议确定的行动方针包括毛泽东设想的最坏情况，完全可以避免了！9月22日毛泽东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首先要到陕北去，那里有刘志丹的红军。”[3]（p476）张闻天、博古也写了一篇文章，题为《发展着的陕甘苏维埃运动》和《陕西苏维埃运动的发展与我们支队的任务》，将报载的情况摘引分析，在此基础上表示了前往陕北苏区落脚的意向。5天之后的榜罗镇会议，“改变俄界会议关于接近苏联建立根据地的决定，确定把中共中央和陕甘支队的落脚点放在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3]（p477）党中央终于有了一个安身之处，历时一年多的中央红军长征终于有了确定的目的地。更为重要的是，这个落脚点为党在结束长征后，迅速开创新局面，赢得了时间和空间。当然，我们不能说没有陕甘苏区落脚，中国革命就会失败，但谁又能肯定不会经历更加曲折艰难的历程呢！
其次，陕甘根据地对中国革命战略重心由南方转移到北方产生了重大影响
近代以来，中国革命长期在南方发展是不争的事实。太平天国、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土地革命主要的是在南方，包括陕北共产党人在20年代初中期的活动和在此之后创建根据地的所有斗争，实际上都是南方革命风暴中心的涟漪。到了抗日战争时期，中国革命的战略重心才转移到了北方直至共和国的成立，而陕甘根据地就是这个转移的出发点，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了长征结束以后的第一次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指出：“现在全国革命总指挥部到这里，成为反革命进攻的中心。……我们的任务是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3]（p482）10月29日，毛泽东以陕甘支队的名义发布了《告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全体指战员书》，说明中央红军与红二十五军、二十六军会师“是中国苏维埃运动的一个伟大胜利，是西北革命运动大开展的号炮，它将为开展西北苏维埃运动大局面、赤化全中国打下巩固的基础”[3]（p483）。11月30日，毛泽东论述直罗镇战役的意义指出：这次胜利为在西北建立广大的、领导全国反日反蒋反一切卖国贼的革命战争的根据地，“算是举行了一个奠基礼”。[7]（p365）
党中央不仅联系这些具体事件说明中国革命奠基陕北的意义，还从迎接即将到来的抗日战争说明陕甘根据地是中国革命的起承转合点。张闻天在10月22日政治局会议上作总结发言，分析了长征胜利后的形势，及时地提出了新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到达苏区根据地，长征的任务最后完成了。“一个历史时期已经完结，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开始了。”“应使同志们了解，现在保卫苏区要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要把土地革命与反帝直接结合起来。” [4]（p270）这段话将巩固扩大苏区的任务同日本帝国主义侵入华北、全国抗日救亡运动高涨的政治形势联系起来，指明了新的历史时期的战略任务：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民族革命战争。11月13日，张闻天主持到达瓦窑堡的第一个政治局会议，讨论陕北根据地工作。在总结发言中，他肯定陕北的党过去在创造陕北苏区方面的成绩，着重阐述了陕北苏区的地位和任务，指出：“陕北苏区目前是处在最前线的地位，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地位。”“我们的任务是要巩固和扩大这一苏区，使其成为领导的中心、反日反蒋的根据地。”[4]（p274）从而明确了在历史转折关头“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的思想。之后，张闻天主持连续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开展陕甘游击战争问题、神府地区工作问题、陕北土地问题等，直到11月30日召开为刘志丹等平反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这些工作为把“陕北建成领导反日的中心”，奠定了初步的基础。
为了推动“以中国工农红军为主力的民族革命战争的新的历史阶段”和党的战略策略的转变，11月13日中共中央发布了落脚陕北后的第一个对外宣言――《为日本帝国主义并吞华北及蒋介石出卖华北出卖中国宣言》，11月28日以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布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抗日救国宣言》，12月10日毛泽东以中央政府主席名义发布了《对内蒙古人民宣言》，表明了抗日反蒋的政治立场和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的政治态度，提出灵活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包括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提出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强调“反对目前最主要的敌人”，强调同党内“左”的关门主义开展最坚决的斗争。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张闻天于12月6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改变对富农的政策问题，作出《关于改变对付富农策略的决定》，成为此后转变各项具体政策的一个重要开端。直罗镇战役刚一结束，党中央就开始了对东北军和第17路军的统战工作。11月26日毛泽东致信东北军第57军军长董英斌，12月5日致信杨虎城和第17路军总参议杜斌丞，其间还以红一方面军的名义发布《告围攻陕甘苏区的各部队官长与士兵书》，“基本方针是用积极诚恳方法争取其反日反蒋”[3]（p490）。与此同时，在张闻天的指导下，我方同国民党军第84师高桂滋部进行联络，就停战、合作等签订了草约。12月17日至25日，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瓦窑堡中央政治局会议，张闻天作了政治形势与策略的报告，会议讨论通过张闻天起草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这个决议完整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和各项方针，是对党中央自落脚陕北以来对新的形势、新的战略任务、新的策略路线和方针政策的系统概括和充实发展，使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更为明确、更为全面、更为完整。
毫无疑问，瓦窑堡会议是极其重要的。同样，陕甘根据地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有了这块根据地，中央红军在榜罗镇会议之后的20天时间结束了长征，为党迅速抓住即将到来的抗日救亡高潮的机遇创造了先机。有了这块根据地，党中央能够集中精力思考推动民族革命战争的重大问题，在长征结束之后的两个月时间里，就有了瓦窑堡会议的正确决策。有了这块根据地，党能与东北军和第17路军面对面地对话，促成西北“三位一体”联合战线率先建立。试想，如果在此期间，中共中央仍然四处漂泊，居无定所，那将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总之，陕甘根据地在重大的历史转折关头为党中央研究新情况、决定新政策提供了不可缺少的活动舞台，这应该是“起承转合点”的微言大义所在。
最后，陕甘根据地是确定红军作战行动方针和向外发展的依托
中共中央到达吴起后，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是当前的现实任务。完成这一任务紧要的是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及时制止迅速纠正陕北错误肃反，为党中央在陕北落脚创造重要的内部条件。另一个是打破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正在进行的第三次“围剿”，这是党中央能否落脚陕北的关键一着。毛泽东、张闻天多次强调，红军行军的任务已经完成，敌人对付红军的趋势也“必从追击进至会剿”，现在的问题是怎样去彻底粉碎敌人第三次围剿。1935年10月27日政治局常委会上，毛泽东提出“南下”同十五军团会师，隆冬之前打破“围剿”，扩大苏区。[3]（p483）之后，毛泽东精心组织直罗镇战役，11月24日此役胜利结束，彻底粉碎了国民党军对陕北苏区的第三次围剿。
红军的阶段性任务已经完成，下一步该怎么办？先期到达瓦窑堡的张闻天，11月20日、25日两次致函前方的毛泽东，在红军行动方针问题上提出北上宁夏靠近外蒙、然后东进绥远抗日前线的意见。[5]（p330）初到陕北，大家都看到：陕北经济落后，人口有限，补充兵员、解决给养都成问题，红军一定要向外出击，以求发展。选择向外发展的战略方向，大家也都考虑到两个重要因素：一个是“打通抗日路线”的政治因素，一个是“打通苏联”接受援助的因素。毛泽东多次肯定“红军靠近外蒙”是一个根本方针，“打通苏联”是红军1936年两项任务之一。然而，对于向外发展的方针、时机，特别是如何处理向外发展与陕甘苏区的关系，看法不完全一致。
11月30日，毛泽东致电张闻天认为：“目前不宜即向宁夏，根本方针仍应是南征东讨”，并强调“东讨之利益是很大的”。第二天，毛泽东又复电张闻天，详细说明了自己的想法：“关于红军靠近外蒙的根本方针，我是完全同意的”，“不同意的是时间与经路问题”。第一，我们必须依据陕北苏区，用四个月的时间增加红军一万人。第二，最好是走山西与绥远的道路，“用战争、用发展、用不使陕北苏区同我们脱离的方针与外蒙靠近”。并设想用六个月左右的时间完成上述两种任务。[3]（p493）二人就这一问题进行了初步的沟通。
此后，中央政治局就战略问题向军团领导干部征求意见。林彪致电中央，建议将战略重点放在陕南。据聂荣臻回忆说：“林彪在信中正式向中央提出，要到陕南打游击，说这比在陕北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更重要，而且要求把红军主要干部调出，由他带领到陕南打游击。”[3]（p499）12月21日，毛泽东、张闻天联署致电彭德怀并转林彪指出：“在日本进占华北的形势下，陕南游击战争不能把它提到比陕北等处的游击战争还更加重要的地位，实际上后者是更重要的。尤其不能把游击战争提到似乎比主力红军还重要的地位（如提出红军主要干部去做游击战争），这样的提法是不妥当的。”[3]（p499）很显然，毛泽东仍然肯定了陕北苏区对红军向外发展的重要意义。
12月23日，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作了军事问题的报告，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确定“把国内战争同民族革命战争结合起来”、“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扩大红军”的方针，确定红一方面军行动部署的基础应放在“打通苏联”和“巩固扩大苏区”两项任务上，并把“打通苏联”作为中心任务。关于行动方针确定了三个步骤：第一步，在南北两线给进犯之敌以打击，巩固和发展陕北苏区，从政治上、军事上和组织上做好渡黄河去山西的准备。第二步，到山西去，开辟西部五县以至十几个县的局面，扩大红军一万五千人，并保证必要时返回陕西所需要的物质条件。第三步，根据日军对绥远进攻的情形，适时地由山西转向绥远，用小的游击战争与日军周旋，总的方针是与苏联取得联系。[3]（p498）
尽管瓦窑堡会议就此作出决议，但对于怎样处理好巩固与发展的关系，还有不同看法；对东征的决策，也有人想不大通。有人提问红军刚到陕北立住脚，是巩固一段时间再往前发展，还是马上去发展呢？有人担心渡不过去，怕渡过去后撤不回来。1936年1月17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作报告提出：抗日运动高涨和陕北地贫、人穷、兵员缺的特定环境，不能一般地采用以巩固求发展，而是要以发展求巩固。我们向南、向西、向西北的文章不好做，只有向东。山西的发展，对陕北有极大帮助。“向东的军事基本方针是稳打稳扎政策，背靠苏区建立根据地，争得渡黄河来往的自由。” [3]（p506）之后，张闻天在写给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在延长召开的军事会议的意见书中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没有根据地时，将使我们发生极大困难。因此，在瓦窑堡会议通过的军事战略问题决议中“将保卫与扩大巩固根据地放在战略计划之第二项是不适当的”，而把打通苏联取得技术帮助作为战略方针之首要任务，也是不对的，“获得技术不能成为我们战略方针之中心”。据此，他主张对原战略方针之目的须“加以变更”，即：击溃与消灭阎锡山军阀之一部，在山西建立与陕甘苏区紧连的大块苏区；在新苏区扩大红军二倍；坚持波浪式之推进，并在技术上保证西渡作战之可能。[4]（p297）1月31日，毛泽东在军事会议上就战略方针和东征战役问题，也没有再提“打通苏联”，而是反复说明我们执行的是在发展中求巩固的方针，希望通过东征建立一块根据地，与陕北根据地连接，也解决红军的给养和扩大问题，并强调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3]（p508）
在此后一年的时间里，红一方面军依托陕北苏区，东征西战，精心作好巩固和扩大陕甘宁根据地这篇文章，使其成为三路红军会师之地，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党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战略后方基地。
参考文献：
[1]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2]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1934――1935）[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3]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年谱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4]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张闻天年谱上卷[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
[5]程中原．张闻天传[C]．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0
[6]高朗亭．谢觉哉同志谈刘志丹[A]．中共陕西省委党史研究室．刘志丹[C]．陕西:陕西人民出版社,1993
[7]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文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作者单位：延安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