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党中央长征到达陕北后，11月恢复了江西时期创刊的《红色中华》报，手刻油印出版，印数很少，1937年1月停刊。紧接着，1月29日《新中华报》创刊，始为油印，9月改铅印，两版三日刊，远远不能适应党的需要。于是，一张新的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毛泽东的具体关心领导下，便应运而生了。此后，毛泽东为它的成长倾注了大量心血，给予无微不至的关怀和指导。
领导《解放日报》创刊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①
为了筹办这份报纸，毛泽东选拔了一批政治强、懂业务的干部。《解放日报》社长先是秦邦宪(即博古，兼中央出版局局长)，后来是廖承志。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杨松、陆定一、余光生；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的有余光生、陈克寒、钱俊瑞、艾思奇等。评论部主任高扬文。副刊部(第四版)主任艾思奇、舒群。采访通讯部主任胡绩伟，副主任陈克寒。国际版主编王揖。报社秘书长、党总支书记陈坦。另外，还抽调了一批思想和文笔兼优的同志做编辑或记者。以博古为首，组成《解放日报》社编辑委员会。
《解放日报》的社址设在与宝塔山(即嘉岭山)隔河相对的清凉山上。这是延安最高的一座山，便于架设电台收发电讯，也易于安全保卫。特别是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坚固的山洞――万佛洞(始建于北宋)，简单改造后成了印刷厂的车间和开会的礼堂。山下有延河流过，河西岸就是延安城区。新华社和中央出版局也设在这里，清凉山成了延安的新闻中心。
筹备工作就绪后，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发刊词。发刊词全文1200余言。它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分析了国际反帝形势及中国人民的抗日形势和政策后，接着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②
初创时，《解放日报》是铅印四开两版。出版四个月后，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报纸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坚强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③
根据这一决定，《解放日报》自9月16日起，改两版为四版，一版为要闻，二版为国际新闻，三版为国内新闻，四版为边区新闻和副刊。从这一天起开设《文艺》专栏，占第四版的二分之一版面，丁玲任主编。它专门发表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并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和文艺动态，每月出20来期，活跃和促进了延安的文艺创作。后来，又增加了《青年之页》《中国工人》《敌情》《中国妇女》《科学园地》《军事》《卫生》等，共八大专栏。整风期间又出刊《学习》专页，指导干部学习文件。
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十分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把《解放日报》社的经费开支放在重要地位。他6月15日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信说：“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前没有人能预知。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④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曾为报社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希望报社干部深入群众，办好报纸。1944年10月4日，他在博古的陪同下，到清凉山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他说，党中央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总编辑杨松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买了食品，两次去探视，杨松和报社干部都很感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解放日报》在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出版，不断改进，及时传播党的声音，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由于国民党疯狂进攻延安，从1946年11月20日起，《解放日报》缩为四开两版。
1947年3月13日，清凉山上也落下了敌机投掷的炸弹。他们坚持印完第2117号报纸后，14日，奉命转移到瓦窑堡附近办公，对外称“文化供应社”。他们在这里坚持办报至27日，共出报13期。后因敌军日益逼近，《解放日报》即终刊。此后，报社以“四大队”的番号，编入党中央队伍序列，跟随毛泽东转战在陕北战场上。
指导《解放日报》成长
《解放日报》创刊后，毛泽东时时关心着它的成长。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的工作时说：社论、新闻、广播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给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彻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⑤
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致信毛泽东，建议《解放日报》应该改进文风。毛泽东在给周文的回信中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同时还告诉周文：你的信“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来自各方面有利于《解放日报》成长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⑥
1942年2月，毛泽东发现十个月以来的报纸，还存在党性不强和反映群众活动不够的缺点。如对整风运动宣传不力，缺乏政治敏感。报纸对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重要报告，只在第二天第三版的左下角，发了一个三栏标题的简讯。特别是毛泽东对整风的任务、方针、方法作了详尽论述后，报纸还刊登与整风宗旨相悖的《野百合花》等鼓吹绝对平均主义、暴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毛泽东看后拍案怒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当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检查。他认为这是党性不完全、对党闹独立性的表现，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⑦。另外，报纸刊登了大量外国电讯，成了资产阶级媒体的义务宣传员。因此，必须加以改造，使报纸成为党的喉舌。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解放日报》改版(即改造、改革)，以实现增强党性、全党办报和改变文风。改版实际是整风运动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目的是使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讨论到《解放日报》问题时他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他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⑧
1942年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⑨3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
3月31日，毛泽东及《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座谈报纸改版问题。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十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接着，肖军、柯仲平、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先后发言。毛泽东最后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⑩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为此发表了社论《致读者》，检查前一段工作说，“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这次改版，是《解放日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至这年的8月末，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为此，他决定让社长秦邦宪和总编辑陆定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及时了解和宣传中央精神。8月29日，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由西北局委员陈正人参加中央党报委员会，以加强领导。
经过毛泽东这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导工作，《解放日报》改版取得明显的成效。版面调整为：一版为陕甘宁边区和本市消息，二版为各解放区新闻，三版是全国新闻，四版是国际新闻和副刊，面貌一新；在宣传上突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报道我军战况和根据地建设；社论不再天天有，注重了质量；在新闻的党性、真实性、编排技巧和文风方面也有很大提高。这就使报纸的影响更大，作用更强，充满了勃勃生机。
1943年3月16日，中央机构调整时设立了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专门管理指导《解放日报》社、出版局和文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党对报社的领导就进一步加强了。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关心培育，还表现在亲自动手代写社论方面。报纸“社论”，是一家新闻媒体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表态，被称作报纸评论中的“元帅”。同时，它又是一面旗帜，指导读者怎样看问题，如何行动。所以，毛泽东对社论的撰写非常重视。他一方面时时提醒报社高度重视和写好社论，并组建了“社论委员会”；一方面又亲手给报社写社论，率先垂范。这成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佳话。
在《解放日报》发行的六年时光中，毛泽东究竟为它写过多少篇社论，已无法精确统计。据业内人士估计，有20来篇。他通过社论这种方式，表达了当时党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并以此去统一全党和人民的思想行动。
1941年5月，世界上空黑云压城，希特勒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解放日报》创刊后的第二天，即1941年5月17日，毛泽东就送来一篇他写的社论，题目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三个特点”。否则就可能做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火炬的是几万万人民，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们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这篇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社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1942年9月和10月，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最多的时期，一共写了四篇。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 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如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此后，在10月12日、14日、16日，《解放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三篇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历史教训》《评柏林声明》。
毛泽东经常审时度势告诉《解放日报》负责人，在宣传报道时掌握什么分寸。如1943年5月，国民党派联络参谋徐佛观等到延安，负责与我党继续联络。这时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不要刺激国民党”，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到了7月12日，国民党加紧反共时，毛泽东就为《解放日报》写了“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
关于报纸文章的写法和观点，毛泽东经常作出指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放日报》登了几篇过分宣传原子弹威力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要他告知《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注意文章的写法。这封信的全文⑾是：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了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母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万不可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另外，毛泽东还审阅和修改过许多《解放日报》拟发的重要文章。如1944年7月24日发表的《德国的内战》，这是编辑部写的一篇时评，毛泽东做了多处修改，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明确指出：“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德国人民”⑿。1944年8月8日，湖南衡阳被日寇攻占。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这标题是毛泽东重拟的(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同时，毛泽东还为该文加写了三段话。其中最能体现毛泽东文风和令人叫绝的是：“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思之。”⒀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修改了很多文章，倾注了大量心血。
向《解放日报》荐稿
毛泽东每天收到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书信、报刊等，他都认真阅处。凡是他认为有价值，可公开发表的，都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使报纸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指导意义。这成为《解放日报》优秀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党报质量和作用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稿件数量很多，内容涉及党、政、军、民、文、教、医等领域。
据查，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的代论《论目前战局》，《解放日报》1941年6月13日转载。6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一文一信、《大公报》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⒁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秧歌运动，各机关、学校和市民组成的几十支秧歌队涌向街头表演，形成盛大的“艺术节”。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诗人艾青，结合自己闹秧歌的实践体会，对这一群众性的艺术形式进行了一番研究，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呈毛泽东阅示。在一个晚会上，毛泽东见到了艾青，说：“你写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⒂后来，毛泽东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理由是“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可起教本的作用”⒃。该文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刊出。
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传到延安，肖三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剧情，说这是一个批评干部自高自大，摆老资格，不学习、不进取的戏。这正符合毛泽东当时要求干部加强学习和研究实际的思想，所以他要肖三马上把它翻译出来。读后他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便建议《解放日报》于1944年5月19日把剧本全文登出来。第二天，又发表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不久，延安戏剧工作者又把它搬上舞台，对广大干部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历史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论述了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看到后，建议《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还给郭沫若写信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⒄。
有些文章，毛泽东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时，还替报社写“按语”。如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鲁忠才长征记》，其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全文是：“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不仅向《解放日报》推荐文章，有时还对版面安排提出具体建议。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一本中国法西斯的“经典”，其中心思想就是“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7月间，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出批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改后，建议在《解放日报》发表。为此，他7月19日致信秦邦宪和陆定一说：“陈伯达的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登在第四版，一天登完”。“以此作一次大的宣传”。⒅
此外，毛泽东还推荐过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解放日报》发表，如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等；推荐的理论文章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肖三的《第一步》等；建议发表的新闻有张平凯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等。还要特别指出的是，1942年10月18日，徐悲鸿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全国木刻展》一文，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建议《解放日报》于1943年3月16日转载。该文高度评价解放区的木刻画，称古元是“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艺术界卓越之人才”。
为《解放日报》征稿
有一段时间，人们忙于整风学习和生产劳动，写稿的人少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发生“稿荒”。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直接出面，开列名单，下达任务，为报纸征稿。他先在1942年9月1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写信，通报了这一举措。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帮助舒群主编的第四版征稿呢?因为第四版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改版。第四版虽有八大专栏，但大多不定期，时办时停。只有丁玲主编的《文艺》专栏，坚持每周出几期，从1941年9月16日至1942年3月21日，共出版100期。
这之后，丁玲调离。毛泽东点将舒群接任主编。他又编了11期后，《文艺》专栏停刊，第四版改为综合副刊；仍要时年29岁的作家舒群担任主编。但他表示只懂文学，不懂其他，难以胜任。毛泽东得知后，于1942年3月的舒群谈话，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⒆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谈话，使舒群心里热乎乎的，当即表示愉快上任。
毛泽东不仅对舒群委以重任，而且深知担子不轻，应该进行具体帮助。于是，毛泽东就出面为他主编的第四版征稿。
9月20日，毛泽东拟出一份详细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⒇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吴玉章)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这一份名单包括了延安各系统的负责人和各界专家。毛泽东要把这些强将名人都发动起来，帮助报纸征稿。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参加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毛泽东设酒席两桌，宴请各位征稿人。柯仲平、舒群和秦邦宪结伴而行，连说带笑来到枣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人到齐后，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后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1)此后，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号召各级干部，为《解放日报》写稿。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关心下，《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终刊，历时5年零10个月又11天，出版报纸2130期。它不仅宣传了党的政策，鼓舞了军民斗志，在党的指引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也为各解放区乃至新中国培养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新闻队伍，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新闻史上一座高大的丰碑。（孙国林）
领导《解放日报》创刊
1941年5月15日，毛泽东为中央书记处起草了关于出版《解放日报》的通知：“五月十六日起，将延安《新中华报》、《今日新闻》合并，出版《解放日报》，新华通讯社事业亦加改进，统归一个委员会管理。一切党的政策，将经过《解放日报》与新华社向全国宣达。《解放日报》的社论，将由中央同志及重要干部执笔。各地应注意接收延安的广播。”①
为了筹办这份报纸，毛泽东选拔了一批政治强、懂业务的干部。《解放日报》社长先是秦邦宪(即博古，兼中央出版局局长)，后来是廖承志。先后担任总编辑的有杨松、陆定一、余光生；先后担任副总编辑的有余光生、陈克寒、钱俊瑞、艾思奇等。评论部主任高扬文。副刊部(第四版)主任艾思奇、舒群。采访通讯部主任胡绩伟，副主任陈克寒。国际版主编王揖。报社秘书长、党总支书记陈坦。另外，还抽调了一批思想和文笔兼优的同志做编辑或记者。以博古为首，组成《解放日报》社编辑委员会。
《解放日报》的社址设在与宝塔山(即嘉岭山)隔河相对的清凉山上。这是延安最高的一座山，便于架设电台收发电讯，也易于安全保卫。特别是山上有一个很大的坚固的山洞――万佛洞(始建于北宋)，简单改造后成了印刷厂的车间和开会的礼堂。山下有延河流过，河西岸就是延安城区。新华社和中央出版局也设在这里，清凉山成了延安的新闻中心。
筹备工作就绪后，1941年5月16日，《解放日报》正式创刊。毛泽东题写报名和发刊词。发刊词全文1200余言。它说：“本报之使命为何?团结全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一语足以尽之。这是中国共产党的总路线，也就是本报的使命。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下，这一使命是更加严重了。”毛泽东在发刊词中分析了国际反帝形势及中国人民的抗日形势和政策后，接着写道：“中国共产党的使命就是本报的使命，本报同人完全相信，由于世界人民与中国人民协力斗争的结果，世界必然要变成一个世界人民的光明世界，中国必然要变成一个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的一切企图，我们是能够粉碎的。团结，团结，团结，这就是我们的武器，也就是我们的口号。今当本报发刊之始，愿掬至诚，以告国人。”②
初创时，《解放日报》是铅印四开两版。出版四个月后，在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经毛泽东提议，中央决定：自9月16日起，《解放日报》扩大为四版，增加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的宣传教育内容；今后报纸的文字，应力求生动活泼，坚强有力，反对党八股；中央各部委工作同志要多给《解放日报》写文章，介绍工作经验，使之真正成为全党反映实际领导工作的机关报。③
根据这一决定，《解放日报》自9月16日起，改两版为四版，一版为要闻，二版为国际新闻，三版为国内新闻，四版为边区新闻和副刊。从这一天起开设《文艺》专栏，占第四版的二分之一版面，丁玲任主编。它专门发表文艺作品、文艺评论，并介绍外国文艺作品和文艺动态，每月出20来期，活跃和促进了延安的文艺创作。后来，又增加了《青年之页》《中国工人》《敌情》《中国妇女》《科学园地》《军事》《卫生》等，共八大专栏。整风期间又出刊《学习》专页，指导干部学习文件。
1941年，由于国民党的封锁，陕甘宁边区的经济十分困难，吃饭、穿衣都成了问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毛泽东依然把《解放日报》社的经费开支放在重要地位。他6月15日给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写信说：“追加预计，不可免的，因预先计划不可能，例如解放日报经费，在决定前没有人能预知。故只能由你在预算中加重总预备费，尔后按需要(必不可免者)支用。”④
1942年3月8日，毛泽东曾为报社题词：“深入群众，不尚空谈”，希望报社干部深入群众，办好报纸。1944年10月4日，他在博古的陪同下，到清凉山看望解放日报社和新华社的全体工作人员，并讲话。他说，党中央对各地工作的领导和指示，除一些日常性的指示活动外，大政方针很多是通过《解放日报》和新华社传达下去的。党中央了解国内外情况有许多来源，你们是一个重要渠道。他勉励大家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解放日报》和新华社办好。总编辑杨松积劳成疾住院治疗，毛泽东用自己的稿费买了食品，两次去探视，杨松和报社干部都很感动。
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关心指导下，《解放日报》在战争环境和物质条件十分困难的情况下，坚持出版，不断改进，及时传播党的声音，对革命做出重要贡献。
由于国民党疯狂进攻延安，从1946年11月20日起，《解放日报》缩为四开两版。
1947年3月13日，清凉山上也落下了敌机投掷的炸弹。他们坚持印完第2117号报纸后，14日，奉命转移到瓦窑堡附近办公，对外称“文化供应社”。他们在这里坚持办报至27日，共出报13期。后因敌军日益逼近，《解放日报》即终刊。此后，报社以“四大队”的番号，编入党中央队伍序列，跟随毛泽东转战在陕北战场上。
指导《解放日报》成长
《解放日报》创刊后，毛泽东时时关心着它的成长。1942年1月24日，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解放日报》的工作时说：社论、新闻、广播应并重。重视社论与专论，并出题目分配给中央同志写文章，报社要组织写文章的工作。报纸第三版和第四版应贯彻党的政策，题材应切实，文字应通俗。要组织新闻，在新闻中表现党的路线。中央各部委应组织自己的新闻，要写新闻稿、评论稿。⑤
1942年2月1日，边区政府秘书长周文致信毛泽东，建议《解放日报》应该改进文风。毛泽东在给周文的回信中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们正着手改革，并准备专为此事开一次干部会”。“望你向解放报写些关于此问题的文章，打击党八股与新文言”。同时还告诉周文：你的信“已转中宣部、解放报各同志阅”。由此可见，毛泽东对来自各方面有利于《解放日报》成长的意见是非常重视的。⑥
1942年2月，毛泽东发现十个月以来的报纸，还存在党性不强和反映群众活动不够的缺点。如对整风运动宣传不力，缺乏政治敏感。报纸对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这一标志着延安整风运动开始的重要报告，只在第二天第三版的左下角，发了一个三栏标题的简讯。特别是毛泽东对整风的任务、方针、方法作了详尽论述后，报纸还刊登与整风宗旨相悖的《野百合花》等鼓吹绝对平均主义、暴露延安“阴暗面”的文章。毛泽东看后拍案怒问：“这是王实味挂帅，还是马克思挂帅?”当即打电话，要报社作出检查。他认为这是党性不完全、对党闹独立性的表现，当时的报纸“不是党报，而是社报”⑦。另外，报纸刊登了大量外国电讯，成了资产阶级媒体的义务宣传员。因此，必须加以改造，使报纸成为党的喉舌。为此，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对《解放日报》改版(即改造、改革)，以实现增强党性、全党办报和改变文风。改版实际是整风运动在新闻工作中的具体体现，目的是使不完全的党报变为完全的党报。
1942年2月11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议讨论到《解放日报》问题时他指出：报纸要以自己国家的事为中心，这正是表现一种党性。现在《解放日报》还没有充分表现我们的党性，主要表现是报纸的最大篇幅都是转载国内外资产阶级通讯社的新闻，散布他们的影响，而对我党的政策与群众活动的传播则非常少，或者放在不重要的位置。《解放日报》应把主要注意力放在中国抗战、我党活动和根据地建设上面，要反映群众的活动，充实下层消息。他提议根本改变《解放日报》现在的办报方针，使它成为贯彻我党政策与反映群众活动的党报。会议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委托秦邦宪根据会议的意见，拟出改革方案，提交中央讨论。在新方案实施前，先进行改良。⑧
1942年3月11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秦邦宪提出的改造《解放日报》草案。毛泽东发言说：我党现有80万党员、50万军队，但党报是弄得不好的。今年中央要抓住党校、党报、中宣部这三个重要部门的工作。党报是集体的宣传者与组织者，对党内党外影响极大，是最尖锐的武器。要达到改造党的目的，必须首先改造党报的工作。毛泽东还提出发一个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报社的同志要学习写分析文章、调一些好干部到报社工作等意见。⑨3月16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宣部发出《为改造党报的通知》，指出：“把报纸办好，是党的一个中心工作”，“要使党报编辑部与党的领导机关的政治生活联成一气”，“文字应力求通俗简洁”。
3月31日，毛泽东及《解放日报》社长秦邦宪，在杨家岭中央办公厅会议室召开党内外负责同志及作家座谈会，到会70余人，座谈报纸改版问题。秦邦宪就《解放日报》十个月的工作做了简单的自我批评。接着，肖军、柯仲平、徐特立、谢觉哉、朱德等先后发言。毛泽东最后说，共产党的路线，就是人民的路线。现在共产党推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就是合乎人民公意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中，常常要遇到许多障碍，比如主观主义、宗派主义、党八股等。为了纠正这些不良作风，我们提出了整顿三风。但要达此目的，非有集体行动、整齐的步调，不能成功。今天这个会，大家发表了许多意见，今后就可以在共同目标上一致前进。利用《解放日报》，应当是各机关经常的业务之一。经过报纸把一个部门的经验传播出去，就可推动其他部门工作的改造。我们今天来整顿三风，必须要好好利用报纸。⑩
根据毛泽东的意见，经过充分讨论，4月1日《解放日报》改版，为此发表了社论《致读者》，检查前一段工作说，“没有完成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的责任”，宣布从当天起报纸的版面加以彻底改革，“要使《解放日报》能够成为真正战斗的党的机关报”。这次改版，是《解放日报》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至这年的8月末，毛泽东认为《解放日报》有了很大的进步，但尚未成为真正的党中央机关报。为此，他决定让社长秦邦宪和总编辑陆定一参加中央政治局会议，以便及时了解和宣传中央精神。8月29日，中央决定《解放日报》同时又是西北中央局的机关报，由西北局委员陈正人参加中央党报委员会，以加强领导。
经过毛泽东这一系列切实有效的指导工作，《解放日报》改版取得明显的成效。版面调整为：一版为陕甘宁边区和本市消息，二版为各解放区新闻，三版是全国新闻，四版是国际新闻和副刊，面貌一新；在宣传上突出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报道我军战况和根据地建设；社论不再天天有，注重了质量；在新闻的党性、真实性、编排技巧和文风方面也有很大提高。这就使报纸的影响更大，作用更强，充满了勃勃生机。
1943年3月16日，中央机构调整时设立了宣传委员会，由毛泽东、王稼祥、秦邦宪、凯丰组成，毛泽东任书记，专门管理指导《解放日报》社、出版局和文委的工作。这样一来，党对报社的领导就进一步加强了。
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改稿
毛泽东对《解放日报》的关心培育，还表现在亲自动手代写社论方面。报纸“社论”，是一家新闻媒体对国内外重大问题的主张和表态，被称作报纸评论中的“元帅”。同时，它又是一面旗帜，指导读者怎样看问题，如何行动。所以，毛泽东对社论的撰写非常重视。他一方面时时提醒报社高度重视和写好社论，并组建了“社论委员会”；一方面又亲手给报社写社论，率先垂范。这成为我国现代新闻史上的佳话。
在《解放日报》发行的六年时光中，毛泽东究竟为它写过多少篇社论，已无法精确统计。据业内人士估计，有20来篇。他通过社论这种方式，表达了当时党在国内外重大问题上的主张，并以此去统一全党和人民的思想行动。
1941年5月，世界上空黑云压城，希特勒疯狂地扩大侵略战争。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种国际形势，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解放日报》创刊后的第二天，即1941年5月17日，毛泽东就送来一篇他写的社论，题目是《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之天下》。社论指出：“目前国际形势中主要特点有三个：一是德国大胜利，二是中国发展着的抗日战争，三是苏联的和平政策。我们一般地估计国际问题，特殊地估计日本问题，都不能离开这三个特点”。否则就可能做出不正确或不大正确的结论。“中国现在是一堆民族革命的大火，在这里高举火炬的是几万万人民，而共产党则站在这个火炬行列的最前线”。“中国究竟是谁人的中国?日本帝国主义者说一定是它们的中国，而我们则说一定是中国人民的中国，请看今日之域中，竟是谁家的天下呢?只有人民，只有我们，才能正确回答这个问题”。这篇富有说服力和感染力的社论，对于人们正确认识当时的国际国内形势，是非常重要、非常及时的。
1942年9月和10月，是毛泽东为《解放日报》写社论最多的时期，一共写了四篇。9月7日，《解放日报》发表了毛泽东写的社论《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社论阐述精兵简政政策的重要性，指出：“什么是抗日航船今后的暗礁呢?就是抗战最后阶段中的物质方面极端严重的困难”。“今后的物质困难必然更甚于目前， 我们必须克服这个困难，我们的重要办法之一就是精兵简政”。“假如我们还要维持庞大的机构，那就会正中敌人的奸计。假若我们缩小自己的机构，使兵精政简，我们的战争机构虽小了，仍然是有力量的；而克服了鱼大水小的矛盾，我们就不会被敌人战胜，而要最后地战胜敌人。所以我们说，党中央提出的精兵简政的政策，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政策”。此后，在10月12日、14日、16日，《解放日报》又先后发表了毛泽东写的三篇社论：《红军的伟大胜利》《历史教训》《评柏林声明》。
毛泽东经常审时度势告诉《解放日报》负责人，在宣传报道时掌握什么分寸。如1943年5月，国民党派联络参谋徐佛观等到延安，负责与我党继续联络。这时毛泽东指示：“《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不要刺激国民党”，以做到有理、有利、有节。而到了7月12日，国民党加紧反共时，毛泽东就为《解放日报》写了“打到痛处，故能动员群众压倒反动派气势”的社论《质问国民党》。社论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用力抵抗日本的侵略和惩办汉奸卖国贼，而极力反共、破坏团结抗战和准备进攻陕甘宁边区的这种亲痛仇快的行径，提出严厉的质问和抗议。
关于报纸文章的写法和观点，毛泽东经常作出指示。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解放日报》登了几篇过分宣传原子弹威力的文章，受到毛泽东的严厉批评。1946年9月27日，毛泽东写信给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并要他告知《解放日报》总编辑余光生，注意文章的写法。这封信的全文⑾是：
定一同志：
文章的写法宜改变，因为在解放区军民中目前的中心问题不是对美蒋的幻想问题，存在这种幻想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向军民描写美蒋怎么厉害，怎么凶，这在七月以前是必要的，七月以后则不但不必要，且有副作用了。目前解放区军民心目中的中心问题是能否胜利与如何取得胜利，尤其在失了一些地方之后大家很关心。因此我们的文章与新闻立论之重点，不是说敌人如何压迫，如何凶狠，而是要解释敌人虽有二百师兵力，虽有美国援助，虽已经占去了一些地方与还可能占去一些地方，但是有种种条件我军必胜、蒋军必败。每遇一次胜利，即写一篇社论鼓励之，证明之；母失一重要地方即写一短文解释之，说只要歼敌，将来可以恢复。以上方针，请加考虑，并与乔木、光生商酌实行。至于为揭破美蒋欺骗，可借进攻张家口事件写文揭发，但归结仍应强调我军必胜，万不可泄气。此文可作此项目的之用，但须加以改造。
毛泽东
九月二十七日
另外，毛泽东还审阅和修改过许多《解放日报》拟发的重要文章。如1944年7月24日发表的《德国的内战》，这是编辑部写的一篇时评，毛泽东做了多处修改，并加写了两段话，其中明确指出：“希特勒很快就要被埋葬了”，“德国从法西斯强盗的毁灭政策中得救，将依靠德国人民”⑿。1944年8月8日，湖南衡阳被日寇攻占。8月12日《解放日报》发表的《衡阳失守后国民党将如何》，这标题是毛泽东重拟的(原题为《论衡阳的失陷》)。同时，毛泽东还为该文加写了三段话。其中最能体现毛泽东文风和令人叫绝的是：“总之，一切大好河山，都由国民党包办，不要人民干与。可国民党先生们啊，这些大好河山，并不是你们的，它是中国人民生于斯、长于斯、聚族处于斯的可爱的家乡。”“一切问题的关键在政治，一切政治的关键在民众，不解决要不要民众的问题，什么都无从谈起。要民众，虽危险也有出路；不要民众，一切必然是漆黑一团。国民党有识人士思之。”⒀毛泽东为《解放日报》修改了很多文章，倾注了大量心血。
向《解放日报》荐稿
毛泽东每天收到许多来自各方面的报告、书信、报刊等，他都认真阅处。凡是他认为有价值，可公开发表的，都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使报纸的内容更加丰富，更有指导意义。这成为《解放日报》优秀稿件的重要来源，也是党报质量和作用的重要保障。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稿件数量很多，内容涉及党、政、军、民、文、教、医等领域。
据查，毛泽东向《解放日报》推荐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周恩来发表在《新华日报》的代论《论目前战局》，《解放日报》1941年6月13日转载。6月17日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你的：一文一信、《大公报》都看了，你的信与文均在《解放日报》发表并广播，那封信写得很好。”⒁
1943年春节，延安掀起秧歌运动，各机关、学校和市民组成的几十支秧歌队涌向街头表演，形成盛大的“艺术节”。中央党校秧歌队副队长、诗人艾青，结合自己闹秧歌的实践体会，对这一群众性的艺术形式进行了一番研究，写成《秧歌剧的形式》一文，呈毛泽东阅示。在一个晚会上，毛泽东见到了艾青，说：“你写的文章我看了，写得很好，你应该写三十篇。”⒂后来，毛泽东又把这篇文章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理由是“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可起教本的作用”⒃。该文6月28日在《解放日报》刊出。
苏联作家考涅楚克的话剧剧本《前线》传到延安，肖三读后向毛泽东汇报了剧情，说这是一个批评干部自高自大，摆老资格，不学习、不进取的戏。这正符合毛泽东当时要求干部加强学习和研究实际的思想，所以他要肖三马上把它翻译出来。读后他觉得很有现实意义，便建议《解放日报》于1944年5月19日把剧本全文登出来。第二天，又发表社论《我们从考涅楚克的<前线>里可以学到什么?》。不久，延安戏剧工作者又把它搬上舞台，对广大干部起到很好的教育作用。
1944年3月，郭沫若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上发表历史论著《甲申三百年祭》，文章论述了李白成领导的农民起义失败的教训。毛泽东看到后，建议《解放日报》全文转载，目的是“叫同志们引以为戒，不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时，还给郭沫若写信说：“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⒄。
有些文章，毛泽东推荐给《解放日报》发表时，还替报社写“按语”。如1941年9月14日，《解放日报》发表的《鲁忠才长征记》，其按语就是毛泽东写的。全文是：“这是一个用简洁文字反映实际情况的报告，高克林同志写的，值得大家学习。现在必须把那些‘下笔千言、离题万里’的作风扫掉，把那些‘夸夸其谈’扫掉，把那些主观主义、形式主义扫掉。高克林同志的这篇报告是在一个晚上开了一个三个人的调查会之后写出的，他的调查会开得很好，他的报告也写得很好。我们需要的是这类东西，而不是那些千篇一律的‘夸夸其谈’，而不是那些党八股。”
毛泽东不仅向《解放日报》推荐文章，有时还对版面安排提出具体建议。1943年3月，蒋介石出版了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这是一本中国法西斯的“经典”，其中心思想就是“在两年内解决中国共产党，以便实行法西斯主义”。7月间，陈伯达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写出批评文章《评<中国之命运>》。毛泽东阅改后，建议在《解放日报》发表。为此，他7月19日致信秦邦宪和陆定一说：“陈伯达的文章看过改过，送上请阅，请在今日或明日发表，以约5000字登在社论地位，其余登在第四版，一天登完”。“以此作一次大的宣传”。⒅
此外，毛泽东还推荐过一批优秀文艺作品，在《解放日报》发表，如艾青的长诗《吴满有》、丁玲的《田保霖》、欧阳山的《活在新社会里》等；推荐的理论文章有周扬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肖三的《第一步》等；建议发表的新闻有张平凯的《晋察冀机关部队大生产的第一年》等。还要特别指出的是，1942年10月18日，徐悲鸿在重庆《新民报晚刊》上发表的《全国木刻展》一文，也引起毛泽东的注意，建议《解放日报》于1943年3月16日转载。该文高度评价解放区的木刻画，称古元是“中国共产党中之大艺术家”“中国艺术界卓越之人才”。
为《解放日报》征稿
有一段时间，人们忙于整风学习和生产劳动，写稿的人少了，《解放日报》第四版发生“稿荒”。毛泽东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直接出面，开列名单，下达任务，为报纸征稿。他先在1942年9月15日给中宣部副部长凯丰写信，通报了这一举措。
毛泽东为什么特别帮助舒群主编的第四版征稿呢?因为第四版出现一些问题，需要改版。第四版虽有八大专栏，但大多不定期，时办时停。只有丁玲主编的《文艺》专栏，坚持每周出几期，从1941年9月16日至1942年3月21日，共出版100期。
这之后，丁玲调离。毛泽东点将舒群接任主编。他又编了11期后，《文艺》专栏停刊，第四版改为综合副刊；仍要时年29岁的作家舒群担任主编。但他表示只懂文学，不懂其他，难以胜任。毛泽东得知后，于1942年3月的舒群谈话，说：要找这么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你编综合性副刊，文艺是你的点，社会科学就是面了。都是先点后面，从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面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⒆毛泽东这番语重心长、循循善诱的谈话，使舒群心里热乎乎的，当即表示愉快上任。
毛泽东不仅对舒群委以重任，而且深知担子不轻，应该进行具体帮助。于是，毛泽东就出面为他主编的第四版征稿。
9月20日，毛泽东拟出一份详细的《<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⒇
(一)《解放日报》第四版稿件缺乏，且偏于文艺，除已定专刊及由编辑部直接征得之稿件外，现请下列各同志负责征稿：
荒煤同志：以文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江丰同志：以美术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此外并作图画。
张庚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柯仲平同志：以大众文艺及文化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范文澜同志：以历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邓发同志：以工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彭真同志：以党建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5000字。
王震之同志：以戏剧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冯文彬同志：以青运及体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艾思奇同志：以文化及哲学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陈伯达同志：以政治、经济、国际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2000字。
周扬同志：以文艺批评为主，其他附之，每月10000字。
吕骥同志：以音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蔡畅同志：以妇运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董纯才同志：以教育为主，其他附之，每月8000字。
吴老(吴玉章)以语文为主，其他附之，每月5000字。
以上共149000字。
(二)各同志担负征集之稿件，须加以选择修改，务使思想上无毛病，文字通顺，并力求通俗化。
(三)每篇以不超过4000字为原则，超过此字数者作为例外。
(四)如每人征集之稿件满12000字者，可在第四版一次登完。但编辑部可以调剂稿件，分在两天或三天登完，并不用专刊名目。
(五)如有不合用之稿件，由编辑部退回负责征稿人，再行补征。如由编辑部作重要之修改，则应与征稿人商量一下。
这一份名单包括了延安各系统的负责人和各界专家。毛泽东要把这些强将名人都发动起来，帮助报纸征稿。随后，中央办公厅按名单发出参加毛泽东枣园之宴的通知。毛泽东设酒席两桌，宴请各位征稿人。柯仲平、舒群和秦邦宪结伴而行，连说带笑来到枣园。毛泽东一见面就说：“诸公驾到，非常感谢。今在枣园摆宴，必有所求。”人到齐后，他宣读一遍《<解放日报>第四版征稿办法》后说：“俗话说，吃人口短，吃人一口、报人一斗。吃亏只这一回，但不许哪个口上抹石灰。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我想诸位专家、学者，必然乐于为第四版负责，当仁不让，有求必应，全力赴之，取之不尽，用之不竭。”(21)此后，毛泽东还在许多场合号召各级干部，为《解放日报》写稿。
在毛泽东的具体指导关心下，《解放日报》从1941年5月16日创刊，至1947年3月27日终刊，历时5年零10个月又11天，出版报纸2130期。它不仅宣传了党的政策，鼓舞了军民斗志，在党的指引下取得一个又一个胜利。同时，也为各解放区乃至新中国培养了一支特别能战斗的新闻队伍，胜利完成了党交给的任务，成为我党新闻史上一座高大的丰碑。（孙国林）